《荆楚文库》书目审读意见

骆瑞鹤

（武汉大学教授）

《荆楚文库》书目文献编（先秦至清代）部门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丰富。全编辑录先秦至清末传世荆楚文献近七百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荆楚文献著述的留存情况。第二，系统性强。依时代编录，不仅观照各代著述，而且清楚各个学者的著述面貌。第三，有依据。编中每列一目，都有当代目录、馆藏或目验为据，有文本说明，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第四，有见解。编中对许多书目，并有该书以及该书作者的进一步介绍，又有对疑似问题、处理方法所作的按断。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我认为该书目忠实地反映了编纂出版《荆楚文库》的主旨，符合古代 荆楚文献留存实际，可以作为编纂的依据。

为使本编能精益求精，今亦提出若干问题，以供修改时参考。其编中行文体例不一、排版错谬、一般误字等，在此不论。

一、选材标准。卷首《说明》：“一些原创性不够强的著作，如注释性著作如诸多经注、《史通评注》，编纂性著作如《皇明文选》，或集体著作如《新唐书》，似应考虑有选择地删除（本目已移至篇末“附录”中）。”（第2页）《说明》提出的文献应有别择的看法，是很对的，但所列类型则似有可有不可。

《十三经》古注疏、《二十四史》等皆不当收，因为这些典籍早已不是地方意义的，而是全国意义的；《东观汉记》（辑本）亦不当收，刘珍只是参与编撰者之一。至于注释性著作，《说明》似存偏见。例如经注，我认为应注意收录。儒家传统经学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是历代学者对经的持续研究。其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或为文本校勘，或为经注，或为各种论辩，都是附着经书的。若认为经注解文献原创性不够强，则必大幅删除经解文献，不能如实反映历史上荆楚学者的经学贡献。备选书目中的经解文献应当收回如拟选书目。其它文献注本，如所列《史通评注》（当作《史通评释》，第216页），亦当收录。明人研究《史通》的著作，传世者三种，即李维桢、郭孔延《评释》，郭孔延《评释》，王惟俭《训故》。郭孔延自作《评释》时，曾请教李维桢（郭本《史通评释》卷首《史通序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47册第7-8页），则李维桢之评，可能最早成书。此本为李维桢评语、郭孔延评释之合刻，维桢虽偏简，但自有启发意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时荆楚学者的见解。又如明江夏刘绩《管子补注》（第218页），是唐以来研究《管子》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多加称道。其书《四库》收录，今则“应考虑不收”，徒以其为“注释类著作”，有失公允。《千顷堂书目》卷十二载明人研究《管子》专著四家，唯此书存。

编纂性著作，这里主要指选编的诗文总集。选编的诗文总集，能体现选编者的审美取向，代表当时或当时某一群类学者的文章学思想，对阐述文学史尤其是荆楚文学史有重要价值，不能随意删除。所举明崇阳汪宗元《皇明文选》（第216页），可以说是明时当代文选的重要纂集，除有上述意义外，在文献学方面对明代典籍的整理亦有其意义。又如元襄城杨士弘《唐音》（第216页），是唐诗选本的划时代文献，去取不苟，体例严谨，故《四库》收录；其中士弘的详解，对所选作品的理解很有帮助，详解中征引了衆多古籍，具有文献学价值。

总之对“一些原创性不够强的著作”的看法，涉及《文库》文献收录标准的重大问题，须进一步认真讨论。建议不提某文献是否“原创性”，而要具体分析其历史价值。这里主要举元明人著作为例，清人有关著作类同。

二、本编以人系书，能看到人著述的传世情况，但编纂时完全以人为纲则可再议。《说明》：“一个作者有两部以上著作一般以作者名结集，或曰‘集’，或曰‘诗文集’，或曰‘诗集’，或曰‘文集’等。”（第2页）编中亦充分反映了这一编纂思想。以人系书，不失为编纂捷径，但缺章法。是否可以改为大致以类相从，如经史子集之类，类下再别人物。又编中个别作者仍未能完全贯彻以人系书的原则。如前有各本《庾度支集》一卷（第46-48页），“梁〔江陵〕庾肩吾撰”，后又有《书品》（一卷），“梁江陵庾肩吾撰”（第56页），两庾肩吾当为一人，而分置二处。张居正《四书直解》，中间杂以顾宗孟《四书讲义合参》、杨文奎《四书邹鲁指南》、宋凤翔《邹鲁指南主意》（第135页），割裂了张居正，当删去，《合参》等只是附刻。

又《说明》：“本书目基本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对于生卒年不详的作者根据推理暂时放在某一地方，无法推断生卒年的作者一般暂置于该朝代末。”（第3页）其前一条，编中颇不能实行。即如魏晋南北朝（第44-59页），朝代次序是晋、梁、晋、宋、梁、北周，颠倒错乱。又如同是晋人，诸人次序为范汪、张方、李充、习凿齿、李轨、范宁、袁山松、范汪。范宁为范汪之子。张方，又作张方贤，详姚振宗《隋书經籍志考证》卷二十“《楚国先贤传讃》十二卷”下。其《楚国先贤传》，《隋书·經籍志》本为《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列于晋大司农白褒《鲁国楚国先贤传》之前，褒西晋人，疑张方为东晋人。编中误以为西晋河间王司马颙将领。李充，《晋书》有传，生年不详，卒年有数说。《晋书》谓李充曾为王导参军，《隋书》谓李充在晋元帝时为朝廷重修典籍目录，则充为两晋间人。习凿齿，东晋人，生年不详，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李轨，《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經籍志》并以为东晋人。轨有《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晋咸宁起居注》十卷、《晋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见《隋志》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既撰泰始等起居注，则在西晋时已为官，两晋间人。编中著李轨生卒年为“（？-619）”，是误以为北朝隋时的河西军阀。范宁，东晋人，生卒年学术界无定论。据《宋书》范宁子范泰本传，泰於司马元显专权时，以“父忧去职”，而元显专权是在晋安帝隆安三年至元光元年初（399-402年），则范宁之卒必在此数年间。袁山松，卒于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据此，则所录两晋学者，先后次序宜为范汪、李轨、李充、张方、习凿齿、袁山松、范宁。前述《说明》之后一条，亦有不能遵守者。如张泰来（第337-339页），其《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有宋荦题序一首，署云“康熙辛未季秋商邱宋荦题”（《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第57页），知泰来清初人，今未加推理而置于清末。人物次序，隋唐以下多有失次者，宜仔细考核。建议以人物生年定次序外，生年不明，则以卒年未定；生卒年据不详，则参考其他因素。

三、叙述不周。如有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第58页），而不列倪璠《庾子山集注》，二者倪书为优，且附有庾信年谱。又明江夏刘绩《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地谱世系》一卷，说云“※《存目》收”（第107页），考该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9册，影印明嘉靖七年刻本。又明万全等《新镌万氏家藏育婴家秘》（一名《育婴家秘》、《育婴秘诀》）四卷，《新刻罗田万氏家藏妇人秘科》（一名《万氏妇人科》）三卷（第113页），此二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007册为《万氏女科》一卷，第1010册为《万氏家传育婴》四卷，并是影印清乾隆刻本。又明监利李先芳《东岱山房诗录》十三卷《外集》一卷（第116-117页），先芳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9册，影印明嘉靖间刻本，《丛书》同册又有《李氏山房诗选》六卷，存二卷，明刻本。又“《利瓦伊桢集》（三种）”（第145页），“《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几撰，明京山利瓦伊桢评，明郭孔延评释”（第216页），“利瓦伊桢”，当改为“李维桢”，不知何故有此误。又明江夏熊廷弼《经辽疏牍》十卷，据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第168页），按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23册有熊廷弼《经辽疏牍》十卷，影印清光绪间湖北通志局刻本。又清孝感彭大寿《彭大寿集》，述大寿主要著作十四种（第232页），不明版本、馆藏。又清京山李元《蜀水经》十二卷（第275页），《续修四库全书》第728册为十六卷，影印清嘉庆五年传经堂刻本。又清蕲水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十卷、《孙子家语疏证》十卷（第361页），前已有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第44页），此重复，而“《孙子家语疏证》”当是误“孔”为“孙”，古书无《孙子家语》，《湖北丛书》作《孔子家语疏证》。

四、著作不全。编中首列郭店战国楚简等，而其他如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简、九店楚简、包山楚简等为何不列。又华容释智　只列其著作《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一种（第59页），且《发隐》非智　作。原经文或因智　疏得传，但此疏仍不能算智顗代表作。智　代表作当推《法华经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等，当一一列出。又明江夏郭正域下录其所作五种，即《皇明典礼志》、《合并黄离草》（第148-149页）、《考工记》批点、《解庄》、《韩文杜律》（第218-219页）。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0册尚有《选诗》七卷《诗人世次爵里》一卷，署萧统撰，郭正域批点，凌蒙初辑评，影印凌蒙初刻朱墨套印本。其书为《文选》诗类七卷之各家批评，批点悉出郭正域，可增录以供选择。又，明公安龚大器有《古今诗韵释义》五卷，见《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第282页，编中似未载。又清京山李元下录《音切谱》、《蜀水经》、《蠕范》三种（第275页）。其中《音切谱》录清道光本，实有嘉庆本；《蜀水经》十二卷，实十六卷。此外李元别有《声韵谱》十卷，清嘉庆七年刻本，当增入。又清公安邹美中《燕石藏稿》二卷（第352页），检《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第342页，有美中《切韵表》一卷，清光绪十年刻本。

以上意见，谬误难免，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