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历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籍贯，《宋书·范晔传》称其为“顺阳人”。由于南朝宋代既有顺阳郡，也有顺阳县，再加上顺阳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建制时设时废，古“顺阳”今在何地，范晔的籍贯应认定在何处，史学界众说纷纭。关于范晔的籍贯，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湖北省光化县[[1]](P215)（今湖北省老河口市）；一种认为在河南省内乡县[[2]]；一种认为在河南省淅川县[[3]](P72)。今人龚剑锋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范晔的籍贯，“今属河南省淅川县，而不属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和河南省内乡县”[[4]]。笔者参与《荆楚文库》编纂，在依例收录范晔及其家族的著作时，对范晔籍贯进行检视，发现龚先生的论断有所偏颇。现依据有关文献，就范晔籍贯与龚先生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一、范氏家族与“顺阳”的关系

龚剑锋先生在《范晔籍贯考》一文中为“澄清是非”，考证南朝宋范晔籍贯系“河南淅川”的依据有二，一是范晔的“高祖”范晷，《晋书》称其为“南阳顺阳人”（1），二是范晔的父亲范泰，《宋书》称其为“顺阳山阴人”。龚先生认为，范晷的籍贯是“顺阳县”而不是“顺阳郡”，那么范泰的籍贯毫无疑问是“顺阳县”。依此类推，范晔的籍贯顺理成章也是顺阳县。

龚先生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我们后面再分析，但考察范晔的籍贯，确实绕不开“顺阳”。确认范晔的籍贯，必须先厘清顺阳的来龙去脉。

顺阳县建于何时，文献记载均语焉不详。范晔《后汉书·李通传》卷十五：“顺阳，县名，属南阳，哀帝改为博山，故城在今邓州穰县西。”[[5]](P503)《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本汉析县之顺阳乡，哀帝初封孔光为博山侯，因置博山县，属南阳郡。……明帝改博山曰顺阳县。”[[6]](P2425-2426)清咸丰《淅川厅志》：“汉初置郦县、析县，又置丹水县。哀帝时改顺阳县为博山县。明帝仍改博山为顺阳。” [[7]](P39)上述几种文献对于顺阳具体设置于何时，均语焉不详，前后矛盾。据班固《汉书》卷十五下《王子侯表》，成帝建始二年（前33），封“胶东顷王”刘音的三子刘共为“顺阳侯”，据推测顺阳县应设置于此时。后顺阳区划和建制多次调整，至元二年（1336）废顺阳县并入内乡县，顺阳建制从此撤销。

相对而言，顺阳郡的记载则比较清晰。据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改南乡为顺阳郡”[[8]](P454)。西晋太康十年（280），顺阳郡正式设置。顺阳郡统八县，包括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晋于酂县（今湖北老河口市）置顺阳郡而以顺阳县属之。宋文帝时，从荆州割出五郡辟为雍州，东晋侨置的雍州实土化，顺阳郡划归为雍州管辖。

从以上顺阳县与顺阳郡建制的发展脉络来看，龚先生所强调的范晷籍贯属“南阳顺阳人”与大多数史料明显不符。《晋书·范晷传》曰：“元康中，加左将军，卒于官”[[9]](P2336)]，按照龚先生的推测，范晷大约在元康五年左右去世，这年是公元296年。依此类推，范晷估计出生于三国时期，或东汉末。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夺荆州，“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10]](P454)，顺阳县属南乡郡。西晋太康十年（289），改南乡郡为顺阳郡，顺阳县属顺阳郡。从三国到西晋元康五年，已88年，按当时人的寿命，能到米寿的不多，范晷出生大约不会超过三国时期。从三国到晋，顺阳属于南乡郡管辖。范晷是范氏家族为世所闻的第一人，如果将范晷的出生地视为其籍贯，应当是“南乡郡顺阳县”。清方恺对《晋书》中范晷的籍贯“南阳顺阳”也表示怀疑，其在《新校晋书地理志》云：“太康五年以前，皆名南乡郡也。”后附吴翊寅案：“本志言顺阳太康中置，太康五年前志例南乡郡也。”[[11]](P38)所以范晷籍贯“南阳顺阳人也”就让人费解。如果按照淅川当地传说，范晷是从越国逃亡到此地的范蠡的后人，范氏家族周时即定居在“淅川三户亭”一带。那么周时既没有南阳郡，也没有顺阳县，与范晷的籍贯更是不相符。何况，范晷及其子孙在著述中并未视范蠡为其先祖。

至于龚先生对范泰籍贯的解读，更是属于望文生义。他认为《宋书》中范泰的籍贯“顺阳山阴”中的“‘山阴’或为乡村之名，或指某山之阴”[[1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对此有异见，云：“《州郡志》，顺阳无山阴县。¼¼似山阴当为舞阴之讹，而《州郡志》，舞阴属南阳，不属顺阳，未详其故。” [[13]](P415)其实，当时顺阳郡下辖八县，其中有“阴县”，而阴县历史上也属于湖北光化旧地。《宋书》作者沈约系南朝宋官员，文坛领袖，历史学家，南朝宋会稽郡有山阴县，他将同朝官员的籍贯张冠李戴的概率较低，估计是梓工鲁鱼亥豕，而造成一字之差。无论如何，“山阴”不会是乡村之名，也不会指某山之阴，更不会如束世瀓先生所言，“祖居顺阳（今河南淅川），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遂为‘顺阳山阴人’”[[14]]。在历史人物的籍贯表述上，从来还没有一位史家如此记载。周一良先生也认为“此传山阴二字有误不待言”[[15]](P178)。所以到了唐朝时，历史学家李延寿在《南史·范泰传》中，称范泰籍贯为“顺阳人”。

由此观之，龚先生列举两条史料来证明范晔籍贯“顺阳”应指县而不是郡，进而推论顺阳即今河南淅川而非湖北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和河南内乡县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二、范晔的籍贯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查

“顺阳”是范晔的籍贯，这点史家并没有异议，但范晔所处的时代，既有顺阳郡也有顺阳县，顺阳究竟是指郡还是县，我们还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考察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籍贯书写的新变化。

中国人重视籍贯，源于秦汉。重视籍贯缘于儒家倡导的“孝”，但在政治实践中，系中央政权用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要求各级地方官员回避本籍而形成的。西汉之初即规定，地方各级监官长吏不得任用本籍人，刺史不得用本州人，郡守国相不得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能用本县人，还不得用本郡人。东汉中叶以后复有“不得对相监临法”及“三互法”等更严格的法令。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士族大批南渡，东晋和南朝纷纷设立侨州侨郡，南迁之北方士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16]](P134)，两汉地方官任用时的地缘血缘限制，已无必要再去施行。籍贯退居其次，地望成为门第的标识，重谱牒，更重郡望。范氏家族从范晷始，已经完全离开了祖居地。范晷“少时游学清河（今山东临清），遂徙家侨居”[[17]](P2336)。后官至凉州和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成为显宦。到了东晋永嘉之乱后，其后人皆移居江左。子范广“姊适孙氏，早亡，有孙名迈，广负以南奔”[[18]](P2336)。另一子范坚“永嘉中避乱江东”[[19]](P1982)。范晷孙子范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曾官至都督徐、兖、青、冀四州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后因与桓温不合，晚年“屏居吴郡”[[20]](P1982)，以讲学终其一生。范晔祖父范宁任豫章太守时，因办学被人告发“有违祖制”，以官抵罪，在家治学，其时“家于丹阳”[[21]](P1984)。范晔父范泰曾任天门太守，骠骑咨议参军，中书侍郎，袭父爵阳遂乡侯，刘裕代晋后，范泰任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范晔是范泰的第四子，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为庶出，这年范泰已44岁，在中书侍郎的任上。

所以，史家在记载范氏家族的籍贯时，根据当时的历史变化和书写习惯，不再既写郡又写县。如范晔的祖父范宁，《晋书·范宁传》称其为“顺阳范宁”；范晔的父亲范泰，《南史·范泰传》中称其为“顺阳人”；《宋书·范晔传》中称范晔为“顺阳人”；《周书·范迪传》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范迪，顺阳人。祖缜，尚书左丞。父胥，鄱阳内史。”[[22]](P875)关于籍贯，《汉语大词典》解释，一般指“祖居和个人出生的地方”。有些文献明确“籍贯”指祖父居住的地方。如关于唐代诗人杜甫的籍贯，《旧唐书》载：“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23]](P5054)该描述既交代了杜甫原籍，又写清了现居住地。而在《新唐书》中，介绍了杜审言的籍贯是“襄州襄阳”；介绍杜甫时，却没有列举他的籍贯。所以，目前学界介绍杜甫时，均强调杜甫“原籍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24]](P134)。二是籍贯的书写，虽然大多数是详细到县，但从两汉开始，文献中以郡作为籍贯的表述也屡见不鲜。如《史记•晁错传》：“晁错者，颍川人也。”[[25]](P2745)这是以郡名为籍贯。《汉书•王成传》：“王成，不知何郡人也。”[[26]](P3627)籍贯不详，即称“不知何郡人也。”由此可见，在班固心目中，籍贯就是指郡而言。《宋书》中也有写郡不写县名的。如“马文恭，扶风人也”[[27]](P1378)。也有同名的郡和县而只写郡的。如“刘怀肃，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28]](P1403)东汉郭伋批评光武帝政治上“不宜专用南阳人”[[29]](P1091)。这些都意味着当时人已意识到“郡”就是家乡。魏晋南北朝时期，谈到某些衣冠南渡的显赫家族，如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弘农杨氏等，无一不是以郡望相称。到了唐代，韩愈撰文时，还常自称为“昌黎韩愈”，因为昌黎为韩愈的郡望。

学者胡宝国在总结了《史记》与《汉书》中籍贯书写的规律后指出，两汉之际，“郡”在人们心目中比县变得更加重要了。“由此人们放弃了以县为籍贯的战国旧习”，“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渐渐成为惯例。……郡已经不单纯是一级行政区划，而同时也具有了某种文化区域的含义”。[[30]](P22)所以，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范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范宁时云：“城前有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31]](P134)此处称范宁系“郡民”，说明当时郡之代县，已成习惯。周一良先生在探讨范泰范晔父子籍贯时道：“《宋书》《南史》一般籍贯或兼郡县，或止书郡，则凡称顺阳人者，必是指郡而言。”[[32]]（P178）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宋书》和《晋书》《南史》《周书》中关于范氏家族籍贯中的“顺阳”，指的是郡而不是县，因为这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人物籍贯书写的新范式。

三、湖北的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在历史上属于顺阳吗?

史学家将湖北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称为范晔的籍贯所在地，主要考虑到历史上的光化县旧地，曾是顺阳的一部分。

第一，据《续修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卷三四六载：“光化县春秋为下阴地。汉置阴县，属南阳郡，后汉因之。三国魏属南乡郡，晋属顺阳郡，宋齐属广平郡。西魏改曰阴城，置酂城郡。后周郡废，隋属襄阳郡。唐武德四年属酂州。五年州废，属襄州。贞观八年县省。宋乾德二年置光州军及乾德县。熙宁五年，废军改县，曰光化，仍属襄州。后复置军，属京西南路，后军与县俱废。元至元十四年，复置县，属南阳府。十九年，改属襄阳路，明属襄阳府。本朝因之。”[[33]](P282)由此观之，光化县几设几废，军、县之间几经反复，元至清方固定为县。1983年撤销光化县建置，与原来从光化县划出的老河口市合并，组建新的老河口市。

第二，当时的郡治，一度设在现光化县境内。据明李贤等纂《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载：“光化县本春秋谷国，秦汉为阴、酂二县地。”[[34]](P914)《续修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卷三载：“酂县故城在光化县北，汉置县属南阳郡，晋为顺阳郡治”[[35]](P293)。清《【乾隆】襄阳府志》“沿革目”中对此再一次明确：“光化县晋分属顺阳郡。郡初治酂，后改治南乡，皆在县境内。”[[36]](P525)清秦蕙田《四库全书·五礼通考》卷二百十一中，对郡治的方位又一次明确：“顺阳郡治，今襄阳府光化县东北废酇县。”[[37]]

三、除此之外，西晋顺阳王城曾建在光化县境内。史载：晋太康十年，“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38]](P79)，王城在光化县境内。《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载：“固封山在光化县西北一十里，山之东旧为晋顺阳王城。”[[39]](P916)《续修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七载：“顺阳王城在光化县北。《寰宇记》固王古城在干徳县东北五里。晋咸宁中，封扶风王子畅为顺阳王。城内有顺阳碑。《府志》顺阳王城在固封山下，又有空城在光化县北五里。”[[40]](P295)

综上所述，光化县前身为阴县或酂县，西晋到南朝宋时属顺阳郡，郡治曾一度设在今老河口市境内。同时，西晋时司马畅封顺阳王在此地，在位26年。所以，史家在写到范晔的郡望时，将湖北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称为范氏家族籍贯所在地，既有史据，也在情理之中，符合当时籍贯的书写要求。

四、范晔的籍贯还包括内乡和淅川吗？

前述关于范晔的籍贯史家曾有三说，其中包括“淅川和内乡”。龚剑锋先生论证范晔籍贯与内乡无关。其实，据《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九载：“顺阳城在内乡县顺阳堡。为汉博山县，明帝改曰顺阳，晋属顺阳郡。”[[41]](P525)清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卷一：“元废顺阳县复废淅川县及博山县，均并入内乡县，属邓州。明置淅川县，今淅川厅所辖全境始与今内乡县画分为二。……按：淅川舆地历朝建置均与内乡县疆土互相出入，及元时遂并入内乡县，至明复置淅川县，疆界始清。”[[42]]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一是顺阳城明代时仍在内乡县境内；二是在晋时同属顺阳郡；三是从内乡“析置淅川县”。所以说，史家将内乡县作为范晔的籍贯所在地，有充足的理由。

关于淅川县，清《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三载：“淅川县周春秋楚子迁许于析。秦属南阳郡地。汉置析县，属弘农郡。东汉属南阳郡。晋属顺阳郡。南北朝，南宋属南阳郡，后魏始置淅川县，属南乡郡。寻改南乡曰淅阳郡，县属如故。”[[43]]《续修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卷二一0载：淅川县“元初复并入内乡。明成化七年仍分内乡置淅川县，属邓州。”[[44]](P306)龚剑锋先生认为淅川县即顺阳县的理由是，明成化七年复置的淅川县“已不等于元代并入时的淅川县，重新由内乡县析置的淅川县已包括了元初并入内乡县的顺阳县的大部分地方”[[45]]。

其实，无论是河南内乡、淅川还是湖北光化，三县犬牙交错、山水相依。清咸丰《淅川厅志》卷一“疆域”载：淅川“东南接湖北光化县界，西南接湖北郧县界，东北接内乡县界”。据清咸丰《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卷六：“顺阳里在城之东南距城自六十里至一百二十余里，东邓州界，南光化、内乡界。”[[46]]其实，故顺阳王在今淅川县城东三十里的李官桥镇一带。此镇位于淅川、内乡、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均县（今丹江口市）交界地区，上世纪修筑丹江口水库时此地没入水下。李官桥镇周围的居民，整体搬迁到湖北钟祥柴湖镇。

五、范晔的籍贯认定

综上所述，范晔籍贯的认定，一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调整，建制的时设时废，不能仅以某一具体历史时期来判断。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指出的，战国时列国兵争，地有得失，一彼一此，常有易手之事。故就一地之归属而言，不能固定地说，须依时而论，随时而定。从现有的区划来看，湖北光化、河南淅川、内乡，均无一县完整地承继了历史上顺阳县管辖的区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古顺阳县就单指现淅川县，在地理范围上不曾包括河南内乡和湖北光化的部分区域。二是范氏家族从永嘉之后已离开生养之地，籍贯称谓以郡代县当时已成为趋势，并成为南渡士人自矜的符号，也成为当时历史学家书写籍贯的新范式。湖北光化、河南内乡、淅川在晋时都曾属于顺阳郡，将三县视为范氏家族的籍贯所在地符合历史的逻辑。三是地理的区划相对容易分清，但文化的积淀已融入彼此的血脉。如三地已将范氏家族作为荣耀书于乡邦文献之中，这种文化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正如襄阳人、南阳知府顾嘉衡当年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写下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范晔及其范氏家族，将永远成为光化、淅川、内乡三地的文化先贤而为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