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 起

《湖北文征》卷十收有杨国桢撰写的一篇文章——《重刻刘蕺山先生人谱序》，其小传作：

国桢。字海梁。崇阳人。刻有十一经音训、人谱类记。

奇怪的是我们遍查清代以来的湖北省志和崇阳县志，却怎么也找不到杨国桢其人。《湖北文征》作为民国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文章总集，以收罗元代以来湖北籍人士的文章为己任，对于文章的收列可谓是慎之又慎，怎么可能去收一位跟湖北不沾边的外省人？甘鹏云先生墓木已拱，谁复能起之于九原而请教之？今人只能就现有文献，作些推测。《湖北文征》所收杨序有节略，我们不妨先找到原文，看看从原文能否看到什么玄机。

刘蕺山先生即明人刘宗周，其所著《人谱》一书不难找到，但是杨国桢印行的《人谱类记》却是很不好找了。所幸宣统乙亥八月陕甘都署曾经重刻过一部《人谱类记》，此书在网上还可以看到部分内容。书前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周景曾的序，序中称：

此书曾重刊于山东书局，风行陇右。张铸江大令恐其流布未广，约同志钱春熙、姚仲容两明府集赀重刻。

据此可知，此版为山东书局版的重刻本，山东书局本可能就是杨刻的翻刻本。此本卷首不但保留有杨国桢的原序，连杨国桢的阴文印和海梁的阳文印也一并保留了。细读原序，我们可以发现《湖北文征》省略了原序最末标明日期和署名的文字，摘录如下：

道光戊子仲冬朔日，崇阳后学杨国桢谨撰。

道光戊子即道光八年（1828）。敢情《湖北文征》的集编者是见过原序的，否则，何以知杨国桢字海梁。从小传看，小传的撰写者或许还见过杨国桢印行的另一套书——《十一经音训》。《十一经音训》有光绪三年崇文书局的翻刻本，对于位于武昌的篴湖精舍诸公实在是易得之书。同前序一样，《十一经音训》杨序的末尾也有如下文字：

道光十有一年岁在辛卯孟夏之月，崇阳杨国桢序。

据此，我们不难理解《湖北文征》为何会认定杨国桢是湖北人了。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未必目见也会误人？那么，杨国桢到底是不是湖北人？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与此杨国桢相关的一些史实，以求真相。

二、杨国桢是四川崇庆州人

从这6篇文章写作的时间看，此杨国桢似乎是同一个人——曾任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的杨国桢。但从文章的署名看，除《河南通志序》、《尉氏县志序》和《重修清晖阁记》署有官衔外，籍贯的称谓尚有“江源”“崇阳”“蜀州”之异。蜀州是唐代的行政区划名，在今四川崇州市，江源是宋代县名，也在今四川崇州市。与湖北崇阳相距何止千里，让人不免一疑未去，又生一疑，不得不怀疑起《湖北文征》的认定。既然《湖北文征》说杨氏刻有《人谱类记》和《十一经音训》，不妨依然回到此二书，或许可以从此二书找到线索。《人谱类记》杨序没有更多的线索可循，《十一经音训》杨序则提供了其他具体线索，摘录如下：

甘肃兰山书院向有《经训约编》之刻，帙不盈尺，而群经咸备，士林便之。……余承乏于兹阅七寒暑。自往岁移建大梁书院以来，各郡邑乡学以次毕修。……因思仿兰山意，别刊读本，以贻学者。复取《约编》一再读之，其分卷简要，洵堪取法，而体例未善者，约举则有数端。《易》《书》《诗》《春秋》外，馀经率非足本，一也。旁注所采多不依本文，二也。上方载评语论及文法，非说经体，三也。圈点淋漓，四也。爰举全经，付开封存守提领开雕，而以袁、汪、李、王四令任编纂事，规模详略，俾与刘子敬山长商定可否，至校正字体，则吾乡缪君莲舫与有力焉。……书既成，题曰《十一经音训》。

序中藏有两个重要线索。一是“余承乏于兹阅七寒暑，自往岁移建大梁书院以来，各郡邑乡学以次毕修。……爰举全经，付开封存守提领开雕，而以袁、汪、李、王四令任编纂事，规模详略，俾与刘子敬山长商定可否”。“承乏”是做官的另一种说法。能让开封的官员主持刻印，让四位从事编纂的县官，与大梁书院的山长刘师陆商讨学术，说明杨国桢此时在豫为官，品级不低。一是“至校正字体，则吾乡缪君莲舫与有力焉”，说明杨国桢是缪景宣的同乡。我们只要能确认杨国桢时任何官，就不难查到其籍贯。只要找出缪莲舫的确切籍贯，也就不难确定杨国桢的故里。

（一）《十一经音训》的著者是时任河南巡抚的杨国桢

《十一经音训》书前除了杨国桢的自序，尚有刚由湖北布政使调任河南布政使的林则徐的一篇序，摘录如下：

道光辛卯春，余由楚藩调豫省，下车即诣大梁书院观风，见士子恂恂有矩度，试经义，亦具家法。盖我中丞杨公由豫藩晋开府，七年于兹，尝改建大梁书院，章志贞教，与诸生相切劘，其大旨平近切实，不务苟难，使人人各得餍饫以去。前此尝刻陆朗甫中丞所辑《切问斋文钞》、蔡文勤公手录《古文雅正》，继复取甘肃兰山书院中所藏诸书，如康伊山学使摘抄《三通序》，皆先后刊发，以示诸生矣。其中《经训约编》一种，萃十一经梓之，尤便学者诵读。顾其书惜非足本，注亦简略，爰仿五经旁训之体，补辑完好，改颜曰《十一经音训》。

林则徐于道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接任河南布政使。从林序可知《十一经音训》的编者为时任河南巡抚的杨国桢。清人习称布政使为藩司，称督抚为开府。杨国桢道光三年（1823）任河南布政使，道光七年（1827）任河南巡抚，道光十四年（1834）“以母病，请解职养亲”，的确是“由豫藩晋开府”。查民国十四年修《河南省政府志资料手册》第三篇《政府人物资料》，清代河南巡抚只有一位叫杨国桢，任职期间为1827年至1834年。此河南巡抚杨国桢即时任陕甘总督的四川崇庆人杨遇春的次子。林则徐虽然在河南任职时间不长，但在任上，与上司杨国桢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道光二十七年七月（1847）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在前往昆明途中，路过崇庆，前闽浙总督杨国桢还在家乡设宴款待，远送江滨。林则徐曾从昆明致函杨国桢，述及此一节：

忆昨节过天中，道经锦水，辱荷纡尊枉顾，迭饫珍筵。频行，复劳远送江干，殷殷话别。高情隆谊，心版铭镌。

河南巡抚杨国桢为时任陕甘总督的四川崇庆人杨遇春的次子，这一点，在《清史稿》以及光绪三年增修的《崇庆州志》和民国十四年修《崇庆县志》中有明确记载，杨国桢的自叙年谱中也有明确记载。现摘录数则如下：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四《杨遇春传》附子国桢传：

国桢，字海梁。以举人入赀为户部郎中，出任颍州知府，累擢河南布政使。洎回疆底定，宣宗推恩，就擢巡抚，疏请留其父部将训练河南兵。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与赵良栋、岳钟琪两家比盛焉。遇春殁，袭侯爵，服阙，授山西巡抚。历官皆有声。道光二十一年，擢闽浙总督，寻以腿疾乞归。在籍食俸数年卒。

光绪三年刊《增订崇庆州志》卷首所载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赐杨遇春人参十两和御笔福寿字二方上谕:

予告陕甘总督杨遇春敡历中外，宣力三朝。朕每轸念勋劳，渥加眷注。本月四川总督鄂山来京陛见，经朕询问，杨遇春在籍颐养安和，精神矍铄，甚为欣慰。朕特亲书福寿字二方，并颁发内府人参十两，着鄂山带回，赏给杨遇春祇领，以迓休祥。其子前任河南巡抚杨国桢，因丁母忧在籍，着于服阙后，迅即来京，候朕简用。以示优待荩臣，有加无已至意。钦此。

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八《人物》：

杨国桢，字海梁，遇春之子。嘉庆甲子科举人，报捐郎中，在户部广西司行走。十七年秋，随围较射，中箭三枝，蒙恩赏带花翎，分发安徽司郎中。二十一年，简放安徽颍州府知府。……二十五年，升授云南盐法道。道光元年，升授云南按察使司。三年，升授河南布政使司。……七年，升授河南巡抚。……十四年，以母病，沥诚奏请开缺养亲。十五年丁母忧，由甘扶柩归葬。时遇春亦告予里居。……十七年，复丁父忧。……十九年，起复，署刑部右侍郎，旋授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有闽浙总督之命，以足疾复发，于途次具折告病，呈请开缺调理。……又尝校刻《十一经音训》《古文雅正》、刘蕺山《人谱》数十种，皆有关于身心之学。

民国十四年修《崇庆县志》卷八《士女》：

国桢字海梁，嘉庆举人，援例官户部郎中。……道光元年，迁云南按察使司。三年擢授河南布政使司。……七年授河南巡抚。……二十八年，内阁奉上谕：升任总督世袭一等昭勇侯杨国桢，历任封圻，并无过失。……伊故父杨遇春宣力有年，战功超著，兼勤疆寄，杨国桢着加恩准其支食全俸，以示朕笃念荩臣，推恩延赏至意。

杨国桢《海梁氏自叙年谱》：

道光三年癸未，四十二岁。　正月初三日，接到部文，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员缺着杨国桢补授。闻命之下，即于正月十七日令眷属由川行走，余即于二十二日迎摺北上。四月初二日到京，……初九日出京，于二十二日到任。

……　……

道光七年丁亥，四十六岁。　……九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河南巡抚员缺着杨国桢补授，不必来京请训。钦此。

《崇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载杨正苞、杨伯彬《崇州杨遇春家族》：

遇春次子国桢，嘉庆举人，累官郎中、知府、巡按，任河南巡抚期间，劝设通省义学二千余所，开郑州需川、索水二渠以解旱情，……任山西巡抚期间，……后授闽浙总督，因病还乡，大力兴学，培修乡试号舍、贡院东西棚、修葺家塾，校刻《十〔一〕经音训》、《古文雅正》及《人谱》等书，分赠各书院，供生徒研读。

光緒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八《人物》：

杨廷升，字心斋，遇春从叔也。嘉庆间以县丞分发河南，预平滑县功擢令新蔡，晋知州，旋回避从孙豫藩国桢，改湖南，补宜章令。性伉爽明决，历官豫楚州县，所至有声。

上述各条，俱证编纂印行《十一经音训》的杨国桢为四川崇庆州人杨遇春之子，时任河南巡抚。均是铁证，无可辩驳。

（二）“吾乡缪君莲舫”是四川成都府人缪景宣

缪君莲舫，何许人也？清殷秉镛著《兼韵音义》书前载有缪景宣序、李惺序和章畹序等三篇序言，其中，缪景宣为当事人；垫江李惺为蜀中名士，自署“赐同进士出身前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国子监司业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当时正在成都锦江书院讲学，曾应杨国桢兄弟之请，为杨遇春作墓志铭；章畹为缪景宣的学生，所述当不虚，这些将有助于我们认定缪莲舫的名姓、籍贯和事迹。

李惺《兼韵音义序》：

殷东桥（名秉镛，天津人。）观察……因手订此编，而属莲舫缪君襄其事。缪君亦体东桥观察意，阅七年之久而其书成。……去年秋，东桥观察莅蜀，缪君请以是书付梓……

缪景宣《兼韵音义序》：

道光乙未冬，宣在豫中，维时殷东桥先生守南阳，……先生出所著《兼韵》一编见示，且嘱校核。……今先生以圣天子特达之知，擢四川成绵龙茂观察，宣适在籍，得常请谒。……遂出资为锓板，凡经四月告成。……道光癸卯中夏，四川成都县恩贡生缪景宣谨识。

章畹《兼韵音义序》：

东桥先生天资英挺，问学渊深，乾隆壬子顺天乡试第三名，以名孝廉筮仕河南。著述颇多，所在人受其益。是编之作，襄事者为吾师缪莲舫先生。师名景宣，成都夙学，诗古文章有根柢。历试乡场，屡膺力荐。嘉庆庚午以两主司争解首，致作遗珠，从此不入乡闱。后以嘉庆庚辰恩贡，橐笔游大梁。自大中丞杨海梁先生以下，延聘维殷。越数年，与东桥先生相契合。属襄订《兼韵音义》一书，盖先生守南阳时也。……壬寅秋，东桥先生奉钦命观察蜀中之成绵龙茂，而吾师适于其冬旋里，因为观察付诸梓人。于是知观察与莲舫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余喜是编嘉惠士林，必有大获其益者。爰序其事以谂后之阅是编者云。道光二十三年岁在癸卯闰七月，会稽章畹谨识。

从上引三序中，可知缪君莲舫名景宣，清代四川成都府人，嘉庆庚辰恩贡生。嘉庆庚辰，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后，游历河南，被河南巡抚杨国桢，即章序中所称“大中丞杨海梁先生”，等人聘作幕僚，与杨国桢《十一经音训》一序所言“至校正字体，则吾乡缪君莲舫与有力焉”相吻合。道光乙未，即公元1835年。前一年，杨国桢已辞去河南巡抚一职，前往杨遇春的陕甘总督府孝养母亲。1835年冬，缪景宣成了南阳知府殷秉镛的幕宾，“宣承命襄校科试阖郡文童，不获辞，因得侍教。既岁试，复命襄校。事竣，相与燕谈，先生出所著《兼韵》一编见示，且嘱校核。”（缪景宣《兼韵音义序》）道光壬寅（1842）秋，缪景宣回到家乡成都，适逢老东家殷秉镛移官成都，于是有为殷秉镛刻印《兼韵音义》和《韵学一得》之事。这也是上述三序的由来。

杨国桢之所以委托缪景宣“校正字体”，而缪景宣又“与有力焉”，除了看中他的才学，还因为缪家以刻书为业。缪家刻书在成都小有名气，据《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第一章《成都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出版业》记载，缪景宣家刻与杨氏家刻、王师道家刻、安康张氏家刻、黄吉川家刻、江西蒋志章家刻、龙氏家刻、浙江陈初家刻，为道光年间成都最著名的家刻出版商。《四川省志•出版志》下册著录有殷秉镛著《兼韵音义》，标作“道光二十三年四川成都缪景宣刻本”，《中国古籍总目•经部》著录有“清道光二十三年缪景宣四川刻和乐堂主人印本”的殷秉镛著《兼韵音义》和《韵学一得》，《中国版刻综录》清代版刻部分亦记录有“四川成都缪景宣，道光间刊《兼韵音义》四卷”。

杨国桢与缪景宣为同乡，二人后来都回到了四川的家乡。在此期间二人的交往，笔者暂未找到足资证明的史料，但以杨国桢平生待人忠恕宽厚之素行，可以推想二人还是会有酬酢往来。杨国桢回川后，再未闻有刻书之举。倘若当年杨国桢有心附庸风雅，剞劂之事，或许还会委托缪景宣。

三、杨国桢的生平

身为官二代的杨国桢，仗着杨遇春的赫赫军功，仕途是说不出来的顺利，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安徽颍州知府，二十五年间已累官至闽浙总督。难怪《清史稿·杨遇春传》的撰者会感叹，“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与赵良栋、岳钟琪两家比盛焉。”虽说杨国桢宅心仁厚，为官颇有政声，然而作为政治人物，杨国桢至死都没有走出子以父贵的官二代的阴影。《清史稿》虽为其立有附传，但对其一生政绩的评价，仅“历官皆有声”五字作结。作为文人，除了上述的几篇文章、一篇自叙年谱外，只有一首诗保存在《蜀诗续钞》中（见《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其个人生平事迹，见诸清人著述的极少。所幸杨国桢自己撰有一年谱传世，而杨家又是簪缨世家，圣眷素厚，“眷赖之荣，近代以来，莫与为比。”（《杨遇春墓志铭》中语）在崇庆属名门望族，子孙绵瓞，杨国桢本人又“归来林下，古道照人”（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艺文记》载《国朝增修州志人物赞》），捐资助学，热心公益，所以在当地志乘等地方史料中还保留有较多的记载，如光绪三年增修的《崇庆州志》和民国十四年修的《崇庆县志》都保存有较多的相关史料，从上谕到碑传，让今人在二百年之下，尚得清晰了解其生平。《崇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曾刊载其后人杨正苞、杨伯彬的《崇州杨遇春家族》一文，对杨氏家族有着详细的记述。杨国桢的《海梁氏自叙年谱》文字过多，上谕已见上引，此不赘引，仅摘抄数则如下：

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八《人物》：

杨国桢，字海梁，遇春之子。嘉庆甲子科举人，报捐郎中，在户部广西司行走。十七年秋，随围较射，中箭三枝，蒙恩赏带花翎，分发安徽司郎中。二十一年，简放安徽颍州府知府。……二十五年，升授云南盐法道。道光元年，升授云南按察使司。三年，升授河南布政使司。……七年，升授河南巡抚。……十四年，以母病，沥诚奏请开缺养亲。十五年丁母忧，由甘扶柩归葬。时遇春亦告予里居。……十七年，复丁父忧。……十九年，起复，署刑部右侍郎，旋授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有闽浙总督之命，以足疾复发，于途次具折告病，呈请开缺调理。……又尝校刻《十一经音训》《古文雅正》、刘蕺山《人谱》数十种，皆有关于身心之学。

民国十四年修《崇庆县志》卷八《士女》：

国桢字海梁，嘉庆举人，援例官户部郎中。十七年秋，随围较射，中箭者三，赏孔雀翎。二十一年，简放安徽颍州知府。在任，清积案，禁邪教，翦捻匪，振灾荒。二十五年授云南盐法道，未赴。道光元年，迁云南按察使司。三年擢授河南布政使司。河南为十省通衢，正杂钱粮五百余万，州县百余，较滇省繁简尤殊，前任抚藩臬多不相能，遇事每生同异。国桢至，上下和衷，事无丛脞。以州县积弊，多所亏挪，为减捐摊，严提解，其未解旧款，令量力分年弥补。与同官约省宴会，禁奢华，风气为之一变。七年授河南巡抚，……适遇春实授陕甘总督，奏请由豫之任，留数日，训以练兵要法，一时兵制改观，遂成劲旅。……十年三月，奉命较阅营伍，时言者多谓豫省亏空，缉捕、义学、漕粮、驿站一切皆废，交章论劾。适有诏使赴滇，帝命先检校豫省，覆奏云国桢自到任后，所禽本省外省要犯，有曾经具奏者，有未经具奏者，有照例办理者，缉捕一节，尚不废弛。通省义学，国桢劝设凡二千余所，虽未尽善，较不办者有间。至于藳草不能不购诸本地，定例每斤一文，惟不得将大秤多收。又豫省所亏，前任曾经入奏，国桢现办弥补，章程亦甚妥协云云。帝意释然。……十三年，河南邻省多罹凶荒，归德、汝宁、南阳三府，流民尤众，遂筹款开郑州需川、索水二河，以工代赈，流民有赖，用免流徙。十四年，以母病入告，请解职养亲。十五年，丁母忧，由甘肃扶柩归葬。时遇春已晋爵一等昭勇侯，予告里居矣。每客至，国桢与兄国佐恒侍左右，无倦容，人比之陈省华家风云。十七年，复丁父忧，诏以国桢袭爵。十九年，起复，署刑部右侍郎，旋授山西巡抚。次年，出行边。历盐池、雁门，渡桑乾，经大同抵长城，纵观宋明战垒。欲赴归化周览山川边徼之状，弗果。……二十一年，有闽浙总督之命，未至，以足疾告病，奏请解职就医。既归，常往山中祠堂静摄，时与田夫野老话雨课睛为乐。二十五年四月到京，帝召见，悯其病未全愈，令回籍调养。国桢天资纯笃，居官务持大体，培元气。归家后，以读书自娱。尤敦尚行义，官河南时，故人陈竺斋客殁临漳，仅遗孤女，访求得之，使与诸女齿。及长，为择婿嫁之。垫江李惺为作《临漳行》，咏其事，以励薄俗。其他置祀田，赡宗族，岁饥设粥赈穷，增修乡试号舍三千间，并贡院外东西棚以避风雨。又刻《十〔一〕经音训》《古文雅正》、刘蕺山《人谱》诸书，以崇实学。皆其有德于桑梓者也。二十八年，内阁奉上谕：升任总督世袭一等昭勇侯杨国桢，历任封圻，并无过失。因召见时，足疾未痊，步履艰滞，令回籍调养。伊故父杨遇春宣力有年，战功超著，兼勤疆寄，杨国桢着加恩准其支食全俸，以示朕笃念荩臣，推恩延赏至意。二十九年，以疽发卒，年六十有八。上闻，照总督例优恤，赐二子炘、烜举人，入祀成都府暨崇庆州乡贤祠。炘字小海，袭侯爵，初以二等侍卫供职京畿。逾二载，告归就养。咸丰十一年，从兄刑部中熙病殁，炘代领其所统忠义乡勇，易为忠武营，盖思继前烈也。会何贼窜州境，炘时在外，星驰赴援。与贼始接未利，愤士卒不力，明日悬重赏出战，督亲兵奋击。贼忽从他道袭其后，亲兵不及回救，遂遇害。从子光垣、营官周文刚、仆朱申皆死之。事闻，奉旨赐谥威肃，特建专祠，荫与前承祧次子光垲云骑尉。

综上述，可证《清史稿》称其“历官皆有声”，并非虚誉。民国志所谓“国桢天资纯笃，居官务持大体，培元气”，证以河南宦绩，也算是有根有据。从上引资料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点杨国桢曾经在湖北工作生活过的痕迹。

四、杨国桢的父祖都不是湖北崇阳人

清朝顺康年间，清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活动，历时数年之久，史称“湖广填四川”，四川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曾夸张地称“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湖广籍占二十分之五分。”（《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崇庆虽非成都府首县，但在傅崇矩写作《成都通览》时也是成都府的辖县，有移民大量涌入应该也在情理之中。那么杨国桢的父祖会是湖广移民吗？经查，现有的史料都不能支持这一观点。相反，这些史料都证明，杨家是崇庆土著，“世为崇庆州人”。截止杨国桢之孙，杨家有文字记载的世系略如下：

杨左桥　世为崇庆州人。明季避张献忠乱徙宁番卫之穆家堡。（据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载垫江李惺《杨遇春墓志铭》。）

杨　明　奉其父左桥之命，率其妻（羌族穆氏女）自宁番卫（今四川冕宁县）之穆家堡返回崇州，趁兵灾后荒芜，就城郊白碾村居住垦殖。（据《崇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载杨正苞、杨伯彬《崇州杨遇春家族》。）

杨星祚　州庠生。父曰明，崇祯末避难走建昌，贼平还家。子宗显、宗贵、宗奇俱有隐德。（据嘉庆《崇庆州志》卷七《人物》。）

杨宗显　州学生。（据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载垫江李惺《杨遇春墓志铭》，下同。）

杨　梅　州学生。杨国桢自叙年谱称占魁公。

杨廷栋　杨国桢自叙年谱称良臣公，列肆贸易以瞻家用，兼顾杨遇春入伍当差的开销。

杨遇春　四川崇庆武举。嘉庆十八年，平滑县教匪，封二等男。道光五年，晋一等昭勇侯。十七年二月卒，谥忠武。（据《清史稿》卷一七六《诸臣封爵世表二》，下同。）

杨国桢　遇春子。道光十七年三月袭昭勇侯，二十九年八月卒。

杨　炘　国桢子。道光三十年袭昭勇侯，咸丰十年阵亡，谥威肃。

杨光坦　同治八年袭昭勇侯。

所据资料抄录如下：

嘉庆《崇庆州志》卷七《人物》：

杨星祚，州庠生。父曰明，崇祯末避难走建昌，贼平还家，宗亲无存者，乃建祠堂祀高曾以下神主，舍田二十四亩作天庆寺香火，重修大殿，塑佛像焉。星祚继父志，供佛饭僧，初无吝色。岁暮，买布，多制短衣，贮米二升，给孤贫。子宗显、宗贵、宗奇俱有隐德。曾孙遇春，字时斋，乾隆己亥武举，补卭州千总，……以军功累官固原提督，蒙恩赏戴花翎。嘉庆十四年入觐，奏对称旨，上大悦，召乾清门行走，赏赍有加。遇春驭将弁有礼，与士卒同甘苦，故人乐为用，所往有功云。弟逢春，由武生从军，官重庆镇中营游击。子国祚以荫授懋功营千总，国桢由甲子举人援例任刑部安徽司郎中。

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艺文记》载垫江李惺《杨遇春墓志铭》：

世为崇庆州人。明季避张献忠乱，徙宁番卫之穆家堡。国朝康熙初年，高祖讳星祚始返州治之白碾村居焉。曾祖讳宗显，州学生。祖讳梅，州学生。考讳廷栋。……公子国桢由颍州府知府累擢至河南巡抚，疆土相望，一时并授节钺。眷赖之荣，近代以来，莫与为比。

杨国桢《海梁氏自叙年谱》：

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十一月十六日酉时，余母田太夫人生余于四川成都府属崇庆州西门外南一甲白碾村杨氏宗祠。其时曾祖父占魁公在堂，祖父良臣公、祖母李太夫人尚在壮年，叔父培斋公年甫十岁，随曾祖父课读，胞兄赞甫甫二岁。家道寒微，曾祖父为州庠生，以训课餬口，祖父列肆贸易以瞻家用，兼顾忠武公入伍当上差之资。自曾祖以及合家，莫不视余兄弟为掌珠。祖父提携出入尤为笃爱，命名国桢。余年过三周，即与赞甫兄身量相等，相貌亦复想肖，见者辄指为孪生云。

《清史稿》卷一七六《诸臣封爵世表二》：

一等昭勇侯：

杨遇春　四川崇庆武举。嘉庆十八年，平滑县教匪，封二等男。道光五年，晋一等昭勇侯。十七年二月卒，谥忠武。

杨国桢　遇春子。道光十七年三月袭，二十九年八月卒。

杨炘　国桢子。道光三十年袭，咸丰十年阵亡，谥威肃。

杨光坦　同治八年袭。

从上引资料可知，杨家在明代已在当地生活，从杨明开始，至杨国桢，杨家在崇庆州州治之白碾村居住已历七世（依《杨遇春墓志铭》则为六世）。杨国桢生于白碾村，其子孙亦落户于此。

五、蜀州杨国桢为何称自己的故里为崇阳

古人在姓名前喜欢冠上表示籍贯的文字，一般有四种：一是政区名，包括县级或县以上的级别；二是政区旧名，一般都是取自前代政区名；三是籍贯所在地的治所，如县城；四是郡望。杨姓的郡望是弘农、天水、河内等。杨国桢序中的崇阳不是郡望，只能是政区名或其代称。那么杨国桢序中的崇阳是湖北崇阳县吗？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杨氏为何要自称“崇阳杨国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杨国桢出生前好多年，崇庆已经有崇阳的俗称了。以下史料都反映了这一史实。

民国十四年修《崇庆县志·丛谈十二》称：

崇庆自明以来俗称崇阳，清知州焦廷芝遂以名书院。

所谓“自明以来”，究竟是指何时，书中无有交待，也没有提供任何佐证，但由来有自是肯定的了。

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载《江阳书院碑记》：

郡侯邱公，粤东世家，由乡荐牧播州，治播十二年，循声著焉。再刺崇阳，下车之日，课农桑，清刑狱，革弊政，儆刁风，崇俗为之一变。……江原，崇故名也。……雍正三年乙巳花朝之吉。

此碑记直接以崇阳代崇州，是至迟在雍正年间已有此一说法。

嘉庆《崇庆州志》卷十《杂识》：

崇庆沿革无崇阳之名，前州焦廷芝改江原书院曰崇阳书院，未审何据。

焦廷芝更名江原书院为崇阳书院，事在乾隆十八年。当是据本地人习称改易。从作于雍正三年的《江阳书院碑记》和嘉庆《崇庆州志》的记载来看，民国志称“崇庆自明以来俗称崇阳”，也算是言之有据。

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艺文》载州牧程熙春撰《增修汉原书院记》：

州怀远镇，崇阳分驻之所也。

所谓分驻，即派出机构的意思，指怀远镇设有崇庆州政府的派出机构。程熙春同治年间为崇庆州知州，此记约作于同治二年，亦以崇阳代崇庆。足证在杨国桢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后，崇阳的俗称在崇庆当地都很流行。崇庆州的州治甚至在如今已经定名崇阳镇了。

至于崇庆人为何会自称崇阳人，别说外人不明就里，就是当年修民国《崇庆县志》的作者，也感到不可思议。嘉庆《崇庆州志》提供了一种说法，在卷十的《杂识》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然《东都事略》称张咏官崇阳县知县，《宋稗类抄》亦载：张乖崖为蜀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库钱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而杖即能杖，宁能斩我耶。”乖崖援笔立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之，申台府自劾。崇人至今传之。

似乎想说，是受了《宋稗类抄》“蜀崇阳令”的诱导，却又不能肯定。《宋稗类抄》原文如下：

五代以来军卒陵将帅，胥吏陵长官，余风至宋犹未除。张乖崖为蜀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库钱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而杖。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乖崖援笔立判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之，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其知益州时，有小吏忤乖崖，乖崖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乖崖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宋稗类抄》成书于清康熙八年，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斥此书“引书不著出处，既大乖著述之体，况其采辑编次，又复意为出入，以致庞杂如此”，可为定论。上引一钱杀吏一节或许是引自《鹤林玉露》，又于崇阳前误加蜀字。或许是因为张咏曾官益州（今成都），遂牵连致误。民国《崇庆县志》已作了辨驳，称：

人咸谓张咏尝知此县，不省乃《宋稗类钞》之误也。崇阳自在鄂州。……且州在绍兴未改军前仍名蜀州，咏居官时，奚自有崇名耶。

但是，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猜测崇庆人自称崇阳人，远在《宋稗类抄》问世之前。只有在《宋稗类抄》问世之前，崇庆人已有以崇阳代指崇庆的习俗，才能对《宋稗类抄》的错误视而不见，才能对一钱诛吏的故事会心一笑。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缘，会让崇庆人有这么强的崇阳情结呢？这个答案，我觉得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虽然我也不能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以为，应该是跟《宋书》的一个记载有关。

今天可以看到的宋本《宋书》，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似乎有四个版本，即宋刻宋元递修本、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和百衲本。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仅存卷七十三至七十四两卷，宋刻宋元递修本是残本，均缺《州郡志》所在的第三十八卷，此略而不论。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应该就是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的三朝本。三朝本卷三十八的页八是后世据蜀大字本补刻的，在书的中缝有“嘉靖十年补”字样。我们要了解宋本原貌就只有仰仗百衲本了。据百衲本《宋书》书前的牌记，此书是“上海涵芬楼借北平图书馆、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宋蜀大字本景印，阙卷以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补配”。张元济所作《景印宋蜀刻大字本补配元明递修本〈宋书〉跋》交待得更清楚，文中称：

右《宋书》为宋眉山刊本。初借北平图书馆所藏六十七卷，其后假得南浔嘉业堂刘氏残本，补入二十三卷。其志第四、列传第四十四、五、六，第四十八、九，第五十一、二，第五十九，第六十，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暨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合配。是本刊于蜀中。……卷中字体遒劲，与世间所传蜀本同出一派。其版心画分五格者，可定为蜀中绍兴原刻，余则入浙以后，由宋而元，递有补刻。陆存斋又言周季贶有一部，为季沧苇旧藏。今嘉业残本，均有季氏印记，盖即延令故物，而由周氏散出者。

据此可知，百衲本《宋书》的卷三十八是采用的刘氏嘉业堂所藏残本。宋蜀大字本《宋书》，即眉山七史本。百衲本《宋书》“借北平图书馆、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宋蜀大字本景印”，所以，张跋直指为宋眉山刊本。缪荃孙虽指刘氏嘉业堂藏本有个别的元代补刻，是元代印本，且配有嘉靖补版，但亦认为主体是宋眉山刻本。其所作《宋板元印宋书跋》亦称：

绍兴眉山刻七史之一。有元补，无明补。宋刻方整，元刻流丽，纸墨俱古。卷三十四三十三叶有至元十年杭州不弼刊。不即钱字，前人未举出。有元礼部官书长印，季沧苇印，即季氏书目所著录者，为明文渊阁旧物，陆存斋所见即此书，诋为伧父者，即蒋香笙太守。由蒋入费，今归吴兴嘉业堂刘氏矣。顷借出详校，方知是元代印本。缺纪卷六至十、志卷四、传卷三十五至六十，共缺三分之一，以嘉靖补版配，亦系补版时印本，脱落尚少，字画清朗，与后印不同。……七史无宋印，所见止傅沅叔藏《南齐书》与此同，亦有礼部官书印，所出同也。……南监、汲古源出此本，殿本据北监本，与南监本不同。

顾廷龙先生在其所作《唐宋蜀刻本简述》一文所附的蜀刻书目中，亦指百衲本南北朝七史为眉山七史。

之所以有上面一大通的文字，都是为了证明百衲本《宋书》卷三十八是宋代蜀刻原貌，也是为了后文述“崇阳”一名的由来提供证据。

宋本《宋书》卷三十八到底有何玄机？我们先来看两幅书影（见下图）。前者是百衲本据以影印的刘氏嘉业堂藏宋蜀大字本，后者是宋元明三朝递修本。二者虽有原刻和补刻之别，但其文字却是一字不差。汉县徙阳、徙县，均作“枞阳”“枞县”。不仅蜀大字本如此，源出眉山七史本的南监本和汲古阁本均作“枞”。但是北监本、四库本、武英殿本《宋书》均作“徙阳”“徙县”。北监本《宋书》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四库本和武英殿本均成于清乾隆年间，都是官方推行的标准本。如果说北监本因为“校勘不精，且有不知而妄改者”（顾炎武《日知录》语）而受到学者的批评，不受重视，四库本和武英殿本则均为钦定，亦非罕见之书，按说崇庆当地的官员学者应该奉行惟谨，为何《崇庆州志》《崇庆县志》在引用《宋书》时，均“明知固犯”，固执地作“枞”。这充分说明，在蜀地的读书人中一向是流行“枞阳”“枞县”一说，且深信不疑。

据今人考证，晋代曾经在今崇州市境内侨设了“徙阳县”（即“枞阳县”），其地距崇庆州治不远。详见1991年版新修《崇庆县志》。后世或许即因崇庆州而错生联想，因“枞阳”而讹崇阳，遂以崇阳为崇庆的代称。遗憾的是，文献不足，无法确知俗称崇庆为崇阳的真正缘由，也无法勾勒出枞阳演变成崇阳的大致脉络。惟一能确定的是，杨国桢序中的“崇阳”决非今日湖北的崇阳县。

 

六、《湖北文征》致误之由推测

甘鹏云主持集编《湖北文征》，其态度是极其严谨的，对于“借才异地”非常排斥。明确规定：

凡所采录，必以本籍人为断。其有籍跨两地者，亦必审慎再三，确有证据，始得录入。如元之程巨夫，《四库提要》以为建昌人，《元史》以为京山人。考《雪楼集》有《送高大年尹京山序》，称郢为父母之邦。又有《郢中先墓祝》文，则巨夫为京山人无疑。李士瞻，《元诗选》以为先世南阳，后徙汉上，占籍东安。《楚纪》以为沙洋人。《四库提要》称其先世新野，徙居荆门。考《经济文集》附录士瞻圹志，有世居河南荆门之语。志为士瞻子继本所撰，当不误也。李继本，《四库提要》以为东安人，占籍北平。《湖北通志》以为荆门人。据继本门人李敏序其《一山集》，称为汉上李先生，则荆门为继本原籍无疑。明之何景明及其孙何洛文，人皆知为信阳人，而不知其原籍罗田也。先世避乱徙信阳，祖墓尚在罗田。何洛文有《祭罗田祖墓》文可证。然则罗田为其原籍无疑也。张佳胤，《明史》以为铜梁人。王弇州《居来墓志》以为孝感人。盖孝感其原籍，铜梁其迁籍耳。吕调阳起家桂林，为其戍籍，而原籍则兴国州之大冶。大冶有相国里在茅潭、吕公祠，族甚緐。吴国伦撰祠碑可证。恐人有借才异地之疑也。故发其凡于此。

据此凡例，可知除了对原籍的认证不以三代为限，籍跨两地者，必审慎再三，确有证据，始得录入。其防范不可谓不严。然而杨国桢“世为崇庆州人”（《杨遇春墓志铭》语），有史料可考的记载证明其祖上至少在当地生活了六七代人，杨国桢不曾在湖北为官，其后人也不曾占籍湖北，是个地地道道的非鄂籍人士，为何会厕身《湖北文征》之中？其原由说来十分简单，编纂者受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又过于相信目验而未详加考证。

甘鹏云曾经用大段文字描述集编《湖北文征》时搜书之难，称：

罗汝怀云：编录非难，搜采为难。此甘苦之言也。而在今日尤难。嘉庆、宣统两通志之所著录，既无千百什一之存。而鄂馆图书，插架无多。藏书旧家，零落殆尽。重以青纱遍地，士人太半逃亡。纵有先泽留遗，亦苦无从搜索。此其所以难也。遗集既经散亡，只得乞灵群籍。惟群籍浩繁，征求不易。幸北平各图书馆颇富储藏，逐卷搜寻，多所采获。复购诸厂肆，征诸碑刻，假诸南北各收藏家。弥岁经年，网罗粗备。仍虑见闻有限，不无漏遗。拟条列待访书目，征诸海内同志。续有所得，容俟补编。

…… ……

罗汝怀云：昔人为书，多称编辑。辑义为和，于纂书无涉。因刘歆《七略》有《辑略》，故沿而用之。然辑特集之借字耳。集而后编，故称集编。此《湖南文征·例言》云尔。窃谓此言是也。兹编之成，多由篴湖精舍同人群策群力，发愤为之。举以众擎，主名非一，故采《湖南文征》之例，题为篴湖精舍集编。

其中谈到《湖北文征》所收各文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乞灵群籍”，在北京各图书馆“逐卷搜寻”，部分使用书籍来自市场采购。也谈到《湖北文征》的成书是杂出众手，所谓“兹编之成，多由篴湖精舍同人群策群力，发愤为之。举以众擎，主名非一。”既然是“乞灵群籍”，“逐卷搜寻”，自然难以做到逐人考证，疑似之人倘若以为是实，依情理是断不会再去考证。既然是“群策群力”，“举以众擎”，良莠不齐，疏舛不免，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编一部大书，要做到无一错讹，神仙也做不到，何况凡人。今人看待《湖北文征》，应该体谅集编者保存文献的苦心，对于其中的讹误，善意指出即可，断不可逞一时口舌之快，厚诬昔贤。但此失误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也很值得今人汲取，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目验亦未必皆真。目验加考证，才能给结论的真实性提供最大的支撑。极端地讲，考证所得的结论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本身。比如本文，仅就手头现有资料立论，未能穷尽相关文献，或许也有沙滩起屋之忧。真心期望博学大方，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