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述的比对，我们可以肯定《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所著录的弢盦著《双溺记》就是署名“古越喻弢盦”的《双溺记》。只有证明“喻弢盦”就是喻血轮的笔名，或者是一个代指二人的笔名，才能证明喻血轮对此书的著作权。那么，会是这样吗？

可以肯定地说“古越喻弢盦”不是喻血轮，也不是喻血轮加弢盦，理由如下：

1、古越，是浙江籍人自称或外省籍人称呼浙江籍人的专用词。越者，句践的越国，断不可能用来指代湖北人。即使以郡望或祖籍来解释，也搁不到喻血轮的头上。喻姓的郡望是南昌，见《元和姓纂》。至于祖籍，东里喻氏自麻城迁居黄梅落脚，到喻血轮的父亲那一辈都已经超过三百年，且无任何资料指东里喻氏来自浙江，相反，倒是有资料显示浙江喻姓迁自江夏。本人所见喻氏著作的署名，在“喻血轮”、“绮情楼主喻血轮”、“黄梅喻血轮”之外，尚有称“南昌喻血轮”的，如世界书局版《芸兰日记》，但从无称“古越”的。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2、《双溺记》版权页署“喻弢盦”，正文卷端书名后署“弢盦”，看似蹊跷，但仍然符合旧时署名的做法，倘《双溺记》为弢盦与喻血轮合著，绝不可能在最重要的位置让代表喻血轮的“喻”字缺席。

3、此种一取姓一取名，重新组合成一个代号的做法，有违中国的传统礼俗文化，似有强弢盦改姓之嫌。以民国年间人所受的教育，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理由，绝不会出此下策。

4、吴乐山所作序，开篇即提出“喻子弢盦，古越人也”。倘“喻弢盦”为二人合名，不会不置一辞，且全序无一字予人以联珠合璧的暗示。

5、陆祖耀在序中已明白指出“喻弢盦”就是喻守真，序中称“今者喻子守真心悟无生之果，愁成绝命之词”。

6、魏绍昌自己对《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与喻血轮合作”的提法也不自信，所以在其后编纂出版的《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一书中径行标注作者为“张弢盦”，不再提“与喻血轮合作”。可惜后来各书在使用这一资料时都忽视了这一修正。

既然“喻弢盦”与喻血轮没什么关系，那么他又是何许人？我们不妨从本证和旁证来做一番考察。

如前所述，《双溺记》的版权页上所署编述者为“古越喻弢盦”，吴乐山所作序亦称“喻子弢盦，古越人也”，可知此人为浙江人氏。又吴序中称喻氏“以终贾年华，抱燕许手笔。”终军、贾谊是弱冠成功的早慧典型，著者当年应该也是20岁左右。喻守真生于1897年，是年虚岁22岁，刚过弱冠之年。又吴序中称戊午年（1918年）与喻守真相识于杭州，受托作序：

今岁五马渡江，道出虎林。竹杖芒鞵，优游湖上。……不图余得而邂逅之。剪烛西窗，班荆东阁。荆州方识，幸也奚如。复辱承青眼，以所著之《双溺记》嘱序焉。

据朱宝中所作《〈唐诗三百首详解编注〉的作者喻守真事略》（《杭州文史丛编》）一文介绍，喻守真1918年去杭州高家任家庭教师，1925年考入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也就是说1918年喻守真正在杭州做家教，二人有机缘见面。另，据陆祖耀序中称“今者喻子守真心悟无生之果，愁成绝命之词”，可知“喻弢盦”就是喻守真。

再看正文开篇处的文字：

余世世居于是，余即诞生于是。地名杨家桥，辖于萧山县。……余家即在东堤之旁，宅后有一园，……园隙地，筑小舍一间，仅可容膝。……大父特辟之以为余读书之所。……盖吾村向有喻郭杨三姓，以杨姓始辟草莱，徙居最早，即以杨家二字名其桥，又以杨家桥三字名吾村。……此吾村之地史也。以与吾书有关，故不厌其繁以述之。

杨家桥、萧山县、喻姓，加上大父监管读书，处处与喻守真的身世相合。虽说是无巧不成书，可哪有巧得如此之巧的。

喻守真死得早，文学作品少，名气远不如喻血轮大，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喜好唐诗的人，大概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唐诗三百首详析》，此书一版再版，风靡至今。据朱宝中所作《〈唐诗三百首详解编注〉的作者喻守真事略》（《杭州文史丛编》文化艺术卷）一文所述：

喻守真，字璞，号瞻山，又号二梅、二槑、朱陈村夫，萧山永兴乡杨家桥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五月十九日，卒于1949年农历五月七日。祖父厚斋，清时庠生，秉性耿直，为人谦和，通诗文，善礼律，肯为村里调解纠纷，受人爱戴。父子义（维新），娴熟诗经礼乐，参加过科举，一生在私塾和乡村小学执教，家境清贫。母瞿氏，贤淑通文字。守真是独生子，祖父教育管束极严。……他颖悟好学，1901年上学，老师稍加点拨，即能领会。1909年，13岁那年，他离家去20多里的临浦万思庵高等小学住读，1912年毕业，名列榜首。翌年，考入杭州第一中学，1917年毕业。是年，同迳游乡安山村朱玉堂之女宝花结婚。因祖父去世，家道中落，无力深造。承老师引荐去临浦母校任教。第二年，受聘杭州高义泰布店，去高家任家庭教师。因他钻研诗文，对学生循循善诱，赢得教界信誉。达官富商，争相延聘其为家庭教师。……1925年，承挚友韩非木相约，考入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

先生治学严谨，不泥古于前人论书著述，潜心探究，敢作推敲。《双溺记》是他的处女作，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他参与中华书局《辞海》的编篡工作，与沈雁冰、高建标等友好，常有往来，相互磋商，诗文大进。《唐诗三百首详解编注》是他力作。……解放前已出版2次行销于世。解放后，1957年11月又版，至1982年2月连续出版9次，印数约达196.5万册。……先生著述甚丰，有《瞻山楼诗文集》16卷、《怀玉馆杂笔》、《中国地理新志》、《文章体制笺注作法》、《古文观止笺谱》等。

此文虽未点出喻氏曾用过“弢盦”一名，但证实了喻守真是能文之人，且确实在会文堂书局出版过一部《双溺记》。据朱宝中回忆，会文堂书局是张骞与浙江萧山人汤寿潜所开办，汤寿潜又委托同乡邵希雍主持书局事务，邵氏聘请同乡蔡东藩等人入书局写作。都是萧山同乡，也就不难理解喻守真的作品会被会文堂书局纳入囊中了。详见朱宝中《我所知道的上海会文堂书局》（《萧山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朱宝中是喻守真妻子的族人，萧山迳游乡安山村人。据其在《〈唐诗三百首详解编注〉的作者喻守真事略》中的回忆：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书局迁港，先生因老母妻儿牵累，自身染疾，回籍休养，住安山村岳家。我常有机会与他叙会，有所聆益，感受良深。时，安山村重建宗祠，执事者多次求其翰墨，从不推辞，祠内楹联数副，正、草、隶、篆，均出喻手，识者叹为观止。抗战胜利后，中华书局迁回上海，先生带病赴沪复职，不幸即逝上海，临终嘱咐妻子：“《唐诗详析》尚有稿费可得，将来你可借此补贴生活。”果然后来北京中华书局曾寄来稿费给其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