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大楚，追源溯流

——简论《荆楚文库》文献收录的历史地域及相关问题

李尔钢

(《荆楚文库》编辑部编审)

 

2014年7月，《荆楚文库》编纂工作启动伊始，根据文库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领导和部分专家的意见，编辑部在论证的基础上拟订了“胸怀大楚，追源溯流”的文献收录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在2014年年末时编拟出了《〈荆楚文库〉文献编书目》（征求意见稿），送交本省有关领导和专家评议。但是在书目评议的过程中，也许是因为对“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的提出过程及综合考量缺乏深入的了解，专家中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赞成，也有少数置疑。置疑的意见归纳起来，大体是认为《荆楚文库》应该立足于现今湖北省域，而不当涉足超出省界的“大楚”。对此，似有必要对《荆楚文库》所拟“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及其相关问题论证作一些介绍和讨论。

一、为什么要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的原则？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先秦历史的客观存在、荆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先秦荆楚文化与当今地方文化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首先是对先秦大楚历史存在的反映

“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的订立，首先是因为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大楚”，即先秦时期曾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并延续八百年之久的楚国。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楚国先民在上古就已经独立存在，系出黄帝之孙、五帝之一的帝颛顼高阳，姓芈氏，以凤鸟为图腾，或居中原，或居蛮夷。^[1]在商代，楚人不见容于殷人，被迫南迁至今豫西南、豫西北地区，而殷人仍侵伐不止。《诗经·商颂》就曾记载商朝对于楚人发动的战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2]以部族首领鬻熊为代表的楚人不甘忍受殷人的攻伐压迫，在商末十分明智地亲附周文王，并助周伐殷，取得成功。周成王时，周封鬻熊之后熊绎“于楚蛮”，^[3]封以丹阳（今湖北秭归）为中心的子男之地五十里，楚人这才开始走上了独立建国的道路。在整个西周时期，楚人尽管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排挤，却能够“甚得江汉间民和”，^[4]融和土著蛮夷以自强，师夷族而法华夏以发展，在西周后期，更有大启群蛮，略取汉东，师出鄂西北，长驱鄂东南的壮举。经数代经营，日益壮大，定都于今湖北江陵的郢都（栽郢），到东周时期，天子赐胙，命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原”，于是经略南方，楚地千里，^[5]派兵与南侵楚界的齐桓公盟，尊奉周廷，而成为南方强国。

在此之后，历代楚君恩威并施，将蔡、宋、陈、郑等中原国家收为附庸，到楚庄王时期，更打败中原强国晋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一代霸主，以至于战国后期，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郑、邳”，^[6]成为拥有“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雄居南土的泱泱大国，^[7]其物产之丰饶和甲兵之众多天下无匹。作为大型地方文化丛书的《荆楚文库》，反映以湖北江陵郢都为中心这一时期真实存在的楚国，首先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也是对先秦时期楚国对于中华文化历史贡献的认定

《荆楚文库》需要“胸怀大楚”，除了是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需要之外，还更是因为先秦时期的楚国是当时整个我国南方文化的代表；所谓“追源溯流”，对这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要对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所作特殊贡献加以认定。

回顾中华文化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由于整个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都处于雅斯贝斯所谓人类发展最为重要的“轴心时代”，而就在这个时代，中国发生了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进步的事情，即《尚书》所记载的“绝地天通”：

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8]

所谓“绝地天通”，简而言之就是人神分职，即由全民事奉神祗，到专门神职人员事神，于是宗教产生。“绝地天通”的结果，是人类对神的认识逐渐客观，由“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9]更由殷人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10]到周人从商朝覆亡的“殷鉴不远”中严肃思考而得来的“天命靡常”，^[11]要保有天命，就必须修“德”，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2]而修德的核心，就是要“保民”，^[13]即所谓：“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於天”。^[14]于是“天命”“修德”与“保民”联系起来，于是“绝地天通”发展完成了历史的必然逻辑——由神本走向人本。这当然是我国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绝地天通”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楚国先人重黎所起的作用。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上所引《尚书》所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的主角“重黎”，就是楚国始祖帝高阳的重孙，他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掌火正之官，号为“祝融”。^[15]《国语·楚语》以楚昭王问观射父历史往事的形式，更详细地记载了重黎在绝地天通事件中的作用：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之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信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挈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16]

由于楚国祖先“重黎实使天地不通”，使“民神异业”，在这一宗教社会的变革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楚国后人于是相信自己乃火神后裔嫡嗣，于是服色尚赤，崇敬重黎巫咸，于是对于祖先功业极度崇敬缅怀。这也导致楚人对于神鬼祖宗至诚的奉祀，无论宫廷民间，崇巫之习与“淫祀”之风，远盛于先秦时期的其他民族；导致楚人因而极具浪漫情怀，思想开放不羁，并因此而人才辈出，为中原各国任用，所谓“唯楚有材，晋实用之”，^[17]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强使用楚国人材的普遍状况。而与此同时，保民而王的观念在楚国也日益深入文化和人心，《离骚》所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就反映了楚人这一天命由民的思想。《新书·喻诚》记载了一个故事：“楚昭王当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饥，时酒二觛，重裘而立，犹憯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振饥者。居二年，阖闾袭郢，昭王奔随。诸当房之赐者，请还致死于寇。阖闾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赖楚，曳师而去。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这位当房而立的楚昭王，也就是以上向观射父问重黎绝地天通的楚昭王。他在冬日用心体会到严寒之中百姓生存之艰，于是开仓库出粮食寒衣以赈济人民，而两年之后，吴军入侵楚都，当年曾经受惠的人民报效楚王，返袭吴军，使昭王得以复国。这其中，修德保民然后得以保国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而论，如果说在战国后期，虎狼之秦以法家思想治国，反映了中华文化中较为落后的霸道文化的话，那么楚国以道家文化兼保民而王所融汇继承的儒家文化，则在当时代表了更为文明的王道文化，而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荆楚文库》以文献的方式反映地方文化，当然也要继承和反映先秦大楚时期楚国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中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反映这一时期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高地和南方重镇的真实面貌，并呈现和开掘这一座光耀古今的文化富矿。

3、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也是对于我们精神家园的回归

我们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先秦大楚所代表的中华南方文化，是今天我们南方地方文化特别是湖北文化的“精神家园”。这是因为先秦楚国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今天都已经并仍在产生着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政治文化来看，楚国虽在边陲，却心系中华。从鬻熊的辅佐周文王，历代楚君忠心事周，到称霸诸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以具备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等品质与能力，并以《春秋》《世》《礼》《乐》《令》等为教科书教育太子；^[18]直到楚共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19]都反映了楚国地方心向中原的向心力。楚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虽僻处蛮荒，却师法夷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是激励历代荆楚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先后兼并六十余国，^[20]开创了“灭国设县”的兼并方式，却从不简单采取“绝其社稷，有其土地”的吞并方法，而是注意安抚与武力并用，霸道与王道结合，一元与多元同处，主国与附庸共存的灵活方式，十分注意民心向背，十分注意舆论是非、文化差异和形势利害，重视“柔服”，“以德为威”，从不贪得无厌，急功近利。例如楚庄王灭陈而后复陈，克郑而后复郑，困宋而后释宋，在当时都极得人心。孔子在得知楚国复陈之后，极赞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21]就连作为敌国的晋人在听到楚王复郑的消息后，都由衷称赞：“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22]不仅对外，楚国治内也采取宽松多元的方式，在楚国境内，多国长期以属国形式存在，例如许国，原本处于楚国北边与郑为邻，楚成王伐之，因其诚服而“使复其所”，其后许国受郑国威胁，楚国于是将许从边境迁入楚国内地，长期与之共存。又如随国，在成为楚国附庸之后“世服于楚，不通中国”，^[23]楚国让其长期存在于楚国腹地，并赠其宝器，与楚婚姻，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资料，^[24]就十分突出地反映了楚随的与国关系。与之类似的，还有吕、唐等长期存在于楚国内地的国中之国。楚国境内多民族长期保持其自身文化传统；功臣封君世代世袭；不仅属国封国，各县首脑即县公也拥有与诸侯同等的权力地位。^[25]多国多民族多元共处，也必然导致纷纭揉和的多彩文化的产生。从哲学上看，在楚地受楚文化孕育而产生的道家黄老学派“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6]兼容诸子百家学说而反映历史发展潮流，在战国后期曾风行天下；道家老庄学派玄想宇宙而思辨人生，以其博大精深概括先秦华夏民族智慧，实现了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突破，而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基石。而从文学上看，庄子的散文恰如缤纷多彩的画卷，以鲲鹏击水乘风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幽远想象，野马尘埃汪洋恣肆的哲理文笔，开中国散文文学浪漫之源；屈原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虑，深怀忧国忧民之思，行吟泽畔，以眩烂奇幻的想象，反映了极富楚地特色的巫风民情，抒发出辅君爱国的拳拳忠心，勾勒出具有道家特色的宇宙天地和人世百态，独创骚体这一文学形式，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个人文学创作高峰。宋玉等继之于后，开创了其后在汉代占居统治地位的赋体文学。刘师培曾分析南北文学的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7]这种感觉，大体是正确的。

雅斯贝斯指出：

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年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和佛陀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阿斯脱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以利亚、以塞亚、耶利米、后以塞亚。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门巴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所有这些巨大的进步——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仅仅是这种进步的表现——都发生于这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28]

先秦大楚所处的时代，正是雅斯贝斯所描述的这个“轴心时代”，它以重黎主导“绝地天通”开始，高扬人本精神，创造出璀灿的先秦大楚文化，在汇入中华文化长河的同时，而成为深入我们灵魂深处的荆楚文化精神家园。至今我们追述我们文化的根，仍然会回到那一个时代的人本主义，回到先秦道家，回到屈原宋玉。至今我们说到旷达，仍不忘“楚弓楚得”，^[29]讲述旧情，仍不忘“伯牙钟期，高山流水”，^[30]……说明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时常回归先秦大楚这个我们的精神家园，去吸取供我们今天成长的丰富营养。《荆楚文库》以文献反映历史，本身即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当然也应反映这一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反映因地理差异造成的文化特性，反映我们地域精神的家园，反映自此而下经历数千年思想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变迁。因此，即使从文化的重构出发，《荆楚文库》的修纂也需要追源溯流，着眼大楚。

二、如何落实“胸怀大楚，追源溯流”的原则？

分析过“为何提出‘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的问题，接下来必须考虑“如何落实‘胸怀大楚，追源溯流’原则”这个问题。“如何落实”问题解答得是否得当，将会直接关系《荆楚文库》书目编纂以及今后文献整理的具体实践。而这一与“大楚”相关的系列问题之中，首先需要解答的是空间的边际和时间的划段问题。

从空间看，由于先秦楚地横跨南方，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及陕西、河南、江苏之部分，这就出现了《荆楚文库》如何在地域上处理省域之外的问题。从时间看，楚国自身存在大致八百年，在战国时代之末楚国成为秦统一最大的障碍，楚怀王为合纵长，率六国与秦对垒，^[31]之后又因秦背信弃义，被欺囚死于秦国，广受同情。^[32]由于楚国地广力强，在战国六国之中最晚被秦灭亡，且星星之火不灭，陈胜吴广起义，即建号“张楚”；^[33]项梁项羽起兵，奉楚王后裔为“楚怀王”、为“义帝”；^[34]项羽宰割天下，自封以“西楚霸王”；刘邦以楚地一亭长起兵，统一天下后建立了汉朝，真正使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饱含不屈气概的历史逻辑得以应验。^[35]汉朝取代秦朝的历程，从根本上可以说是楚战胜秦，仁义战胜暴政，王道战胜霸道的历程。而汉代开国大臣丞相萧和、曹参、大将韩信、樊哙等皆为楚人，使得初汉文化也继承了楚文化流绪。汉围项羽于垓下，四面楚歌；初汉色尚赤，文尚赋，学尚黄老，政尚“无为”，富有想象力的刘邦甚至在首都长安修建了一条楚街，以慰籍老父故乡之思。这一传统经由惠、文、景三帝一直继承，直至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都仍好楚音。初汉文化充分继承的南方楚国文化的精髓，对于后代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可以说，初汉直至武帝为止，也基本上是先秦大楚的延续。而之后两千多年之中，楚文化伏流千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发展，于是又出现了《荆楚文库》在时间上是否有必要延伸至于汉代及之后的问题。

如何妥善处理上述空间时间源头及流裔的关系问题？文库工委会编委会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极具指导性的意见：“《荆楚文库》占一‘楚’字，楚地包括现在几个省，建议有些方面适当体现楚的源流体系，不是湖北的‘小楚’，而是以湖北‘小楚’兼顾‘大楚’，这样可能更有益于文库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要不惜多拿经费，多耗费力量，多花时间。当然要先想好，编好大纲，也不是无限扩大，而是要让‘楚’字的地理特色充分体现出来。我们编纂出版《荆楚文库》，是在一国之内办大事，不必太讲究行政区划的界线，那样可能会割裂了历史、学术、文化的内在关系。”^[36]这个意见之所以极具启发性，一是因为首先提出了“大楚”的观念，要“兼顾‘大楚’”；二是指明了兼顾“大楚”，目的是要体现文化上的“源流体系”；三是在提出“兼顾‘大楚’”的同时，又提出了“不是无限扩大”，要有节、有度、有所限制。这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楚文化和湖北文化前后相接，楚文化是历代湖北文化之源，所以编纂《荆楚文库》有必要追源溯流，不必过于讲究今天行政区划的界线，避免割裂历史、学术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上及于“大楚”。又由于“不是无限扩大”，所以又要止于所当止。这里适度的界线，根据近来编辑部收到的学者的意见，以及反复的论证权衡，所谓“大楚”，应当就限制在两周及春秋战国以湖北丹阳和后来江陵栽郢为中心的上升时期和兴盛时期的楚国。这是湖北的根，是荆楚的源，是荆楚文化的“精神家园”，是《荆楚文库》责无旁贷应当加以忠实记录和反映的“大楚”。在此之后，自秦将白起拔郢后楚都迁至陈郢（今河南淮阳）、寿郢（今安徽寿县）的楚国还需要适当加以考虑，但是更后来楚汉之际及汉代则不应再作为“大楚”延及。因为这时已然泛化的楚风作为中华文化主流已经融汇了太多并非楚地所产的优秀思想和文化，原产于楚地的黄老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已经泯灭了先秦百家原本泾渭分明的畛域分野，汉武帝的罢黜和独尊只是顺应这一融汇的历史巨流，而宣布以同样已经吮吸百家之长而更加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儒术”作为主流文化的代称而已。自此，楚地文化已经基本完成了汇入中华文化主流的过程，这当然也是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必然的历史宿命，但是今天如果再使用“荆楚文化”来涵盖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汉文化，也就显然不再合适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到汉代汇入到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先秦大楚”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峰颠于先秦时期戛然中止，但其金声玉振的袅袅余音却回响在遥远的历史深处，融入文化的血脉，令历代荆楚儿女魂牵梦绕。湖北文化当然是当年先秦大楚的继承，从《荆楚文库》对于文献的收纳来说，对先秦时期，当然应当以搜集“荆楚文献”为主；而先秦之后，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则应当以今天湖北省界为限，转而以搜集“湖北文献”为主。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详细讨论，以下拟以举例的方式挂一漏万地作一些探讨。

1、籍贯“大楚”问题

籍贯和出生地是《荆楚文库》这样涉及地域的地方文献集成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地方文献首先要收入的是历代本地人士的著作，那么是否收入先秦大楚人物就是一个首先遇到并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例如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史记·老子列传》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不赞成《荆楚文库》收入老子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当年“楚苦县”在今河南，故老子并非今天意义上的鄂籍人。这个意见当然不符合上述我们已经论及的“大楚”原则。老子生于楚地，为周史官，他提出“道”是万物本源，先天地而生，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人生于世，应当顺应这个规律，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为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此“太一”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说的“一”，亦即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老子将楚人的神明“太一”理念化，作为宇宙的本体而演绎出其哲学的宇宙观。葛兆光认为：“老子之思想大体上的来源是，古代祝史对‘天道’变化的体验，文化贵族对‘世道’崩坏的反思，以及楚人对于‘人道’永恒之追求。”^[37]老子的思想来源于楚，更深深地影响了楚人，我们从郭店出土的道家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老子的巨大影响；我们从屈原《离骚》《天问》中，亦可以看到老子类型对于宇宙的思索；我们从后来汉初及以后的“无为而治”中可以看到老子的哲学政治观悠远的回应，《荆楚文库》当然应当收入这部代表先秦楚国哲学思想并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子》。

再如庄子。据《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8]说庄子曾经当过蒙地管漆园的小官，其学源自于老子。蒙地大约属于战国宋国，不属于楚，这当是不赞成《荆楚文库》收入庄子意见的主要根据。但是《史记》又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39]《庄子·秋水》亦记载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当然带有寓言性质。但是问题在于，庄子仅当过蒙地管漆园的小官，一介平民文人，楚威王凭什么遣使厚币迎以为楚相？对于这一个问题，答案应当是庄子出身并非平民而系楚国旧族。宋章定说庄姓为“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姓，楚有大儒庄生，六国时为蒙漆园吏，庄周著书号《庄子》”。^[40]著名学者郑樵亦在其《通志·氏族略》中两次讲到庄氏出于楚庄王，以楚庄王的谥号为姓，战国时庄周为楚庄王之后裔。这是说庄子之族原本是楚国贵族，以楚国贵族身份而有大贤之名，楚威王于是聘有贤名的旧贵族庄子为相，符合楚国的一贯传统。这也为威王请庄子赴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有学者从时间上推，认为庄子父辈大致因为参与楚贵族报复吴起变法而射中楚悼王尸的事件受到诛连，举族逃到与楚国相临的宋国蒙地避祸，而庄子当为其族逃到蒙地数年之后出生。^[41]这样一来，楚威王遣使请旧族之后的贤者庄周返国为相，更带有落实政策的意味；而庄子拒绝，皆以庙堂富贵而殉以宝贵生命为辞，更委婉道出了他避祸保身的当年余悸，也才可以有了更为适当解释。朱熹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此样差异底人物。”^[42]朱熹的直感应该是不错的，《荆楚文库》收入原本和精神皆是楚人的庄子著作亦应该是不错的。

2、所谓“伪书”的问题

还有一些不赞成收入某些涉及“大楚”文献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这些文献虽然从地域上出自“大楚”，但是“伪书”或真伪难辨。这里面也需要要有所分析，例如：

《文子》。《文子》的作者文子是先秦楚葵邱濮上人，越范蠡师事之，世传有《文子》十二卷，《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意思是文子作为老子的弟子晚于周平王，而在书中提到他与周平王的问答，时代不对，所以有后人托名文子写作该书的可能。自此之后，学者一直疑《文子》为依托之书即伪书。但是《文子》中所称“平王问”有可能是与文子同时的楚平王而非周平王，且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残书，经整理于1995年公布，^[43]竹简残本虽与通行本有些差异，但《文子》书据此亦基本可认定为不伪。《荆楚文库》收入并非伪托之书的道家著作《文子》，当然也是不错的。

另外有一些所谓伪托之书即所谓“伪书”，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例如《鬻子》和《鬼谷子》。

《鬻子》所托名，是曾为周文王师的楚人先祖鬻熊。《四库提要》将之归入子部杂家，指出《列子》所引《鬻子》三条不见于该书，亦与该书思想风格不符；贾谊《新书》所引《鬻子》六条虽然在思想风格上与该书相合，但亦不见于该书。所以该书“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又说鬻熊是周文王、周武王时人，而该书称鲁周公语，述有鲁周公使康叔守殷时的嘱托，亦“时代殊不相及”。《四库提要》又引《文心雕龙》“鬻熊知道，文王咨询，遗文遗事，录为《鬻子》”，推测说“则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故《汉志》别入小说家与？”又从今本《鬻子》所载的一些古代人名不见引于南北朝时人物著作，推测“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44]从而将《鬻子》归入伪赝之类。

再如《鬼谷子》，唐长孙无忌《鬼谷子》序引《隋书·经籍志》，称其“楚人也，居鬼谷”。^[45]而《史记》唐司马贞索隐引《鬼谷子》乐壹注，说该书本为战国时著名辨士苏秦所著，“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46]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无论《鬻子》还是《鬼谷子》，无疑都是很古的古书。《鬻子》见于《汉书·艺文志》，则刘歆《七略》曾经著录。《鬼谷子》即使出于苏秦而非鬼谷子本人，也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古人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其著作习惯，为了加重自己所言的份量，往往托名更古的古代名人，于是道家托名黄帝，周易托名伏羲、文王、周公，而《鬻子》《鬼谷子》，也就有了所谓“伪托”，“伪托”并不就意味着虚假。以收录文献为目标的《荆楚文库》不能因为某书并非其托名者所著，就拒绝收入该书，而是应该尊重其著作习惯，在收入其书的同时，认真考辨，在为其书作整理者序时说明其托名及其可能的真实作者和成书年代，并在整理过程中贯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整理方针。

与上述《鬻子》《鬼谷子》相类似的，还有《鶡冠子》，虽然汉班固曾明确注明：“楚人，居深山，以鶡为冠。”^[47]但后世仍有置疑。另外，对于现代出土的古代简帛文献，也有所谓真伪的问题。在专家审议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某些出土地点不能十分确定及出土过程并非严格科学的简牍文献如《上博楚简》和《清华楚简》等不应收入《荆楚文库》，这也不似考虑周密的意见。《荆楚文库》是以收纳文献为目的的文献集成，所收纳的文献，从学术角度看，可以提供学者考辨、研究，学者可以凭借所提供的文献，或考其真，或辨其伪，但若根本就拒绝收入，下一步深入研究则无从谈起。所以学术界对于某部出土文献是否真伪的暂时的疑惑，在最终证伪之前，不应当妨碍《文库》对于该文献的收录。学者对于该文献严肃的态度，应当表现在其整理过程及整理前言中对其认真的考辨，而不应当表现在对其一概拒绝的态度上。

再例如《神农本草经》。

炎帝神农氏为中华始祖之一。“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48]据此，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应当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神农据说生于湖北随州一带，鄂西有神农架，据说是其采药尝百草之地。《神农本草》不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三卷，现行则多为清孙星衍（1799）和顾观光（1844）的辑本，以及日本森立之辑本。该书系于神农，显为托名，但该书与《黄帝内经》一样，都是年代非常早的具有开创性的医学著作，它所记录的三百多种医药凝聚着我国古人在早年艰难生活中摸索积累的医疗经验。以上我们曾论及古人习惯托名于古代圣贤以加重著作的份量，这种习惯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收入其著作的障碍。当然，这种托名，应该区别于后世有意的伪作，例如明代被袁宏道一再否认为不是自己著作的《狂言》，就不应该再当作袁氏著作阑入其文集。

3.出生地问题

与籍贯有关的问题是出生地。例如唐段成式，他的祖籍，显然不在现今湖北境内。《旧唐书》记载其籍贯为“西河人”，大致在今陕西汾阳，所以如按祖籍，段氏应当为陕西人。但是《旧唐书》又记载其“世客荆州”，也就是说，段氏不止一代地客居于湖北，这当是说的段成式之父段文昌。^[49]段文昌自其父官于荆州，即随父移居于此，到段文昌自己，史载他于“太和四年移镇荆南，……于荆有先祖故第，……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说明他移居荆州已不止一世，故有祖坟在荆州，并在荆州祭祖，而不再回到陕西。到其子段成式，更已是生于斯、家于斯、聚族族于斯，史载他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精于佛，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则段成式或祖居于荆州，又生于荆州，释官后又居于襄阳，其多种著作如《酉阳杂俎》等亦著于湖北。《新唐书·段文昌传》也说：“文昌……世客荆州。……徙帅荆南州，……文昌先墓在荆州，岁时享用必荐以音乐歌舞”，并由于祭祀用乐而遭时讥。也可与《旧唐书》所记相呼应。如此说来，如按照出生地，《荆楚文库》收入段成式的著作并不错。这可以是祖籍与出生地发生分歧时的一种处理。

与此相似的，还有南宋大儒程颢程颐兄弟。程颢程颐，史称“二程”，曾学于周敦颐，提出“天者，理也”，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要求“去人欲，存天理”，使理学之风大倡。历代因二程为洛阳人，且在洛阳讲学十数年，故其学亦称洛学。但是，二程皆在湖北出生后迁徙到洛阳，湖北黄陂为其出生之地，至今黄陂仍有程氏后裔居住。按照出生地和籍贯二元的原则，《荆楚文库》亦应当收入二程的著作。

4、外籍涉鄂著作

对于战国及战国之后“大楚”观所涉的问题，还有一个“外籍”的问题。

吴起可能是最早也最为典型的问题。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曾任魏将，楚悼王闻吴起贤，任用他为楚相。他于是发起了先秦楚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北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及悼王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50]吴起改革，为筹资“养战斗之士”，鼓励为国立功，对于封君“三世而收爵禄”，^[51]损害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后因楚悼王逝世导致其改革失败。他最后机智的以命相搏，也导致包括庄子之族在内的许多仇恨其改革的楚国旧族被灭或逃亡。对于这样一位曾对先秦楚国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并将最后的生命都奉献给楚国的吴起，虽其籍为卫人，《荆楚文库》当然也应当收入其著作《吴子》。

与之相似的还有两千年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李贽，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余姚知府。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著作，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皆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而并非“万世之至论”，提出“童心说”，主张保持人的最初一念之真心即“童心”，终被统治者视为异端，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逮捕，在狱中自杀。李贽长期居于湖北麻城著作讲学，对当时当地思想界影响极大，最后又死在湖北。对于李贽这样虽然不是鄂人的思想家，《荆楚文库》当然也应当酌收其在鄂撰著的代表性著作。

对于地方性文献集成的《荆楚文库》来说，收入作者出生地或籍贯为荆楚湖北的著作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如果拘守籍贯和出生地，或者必须固守籍贯或出生地之一元为原则，就会错失上述吴起、李贽，段成式、二程兄弟，以及明代何心隐，清代胡林翼、张之洞这样对于湖北有重要贡献的外籍居鄂旅鄂人士及其涉鄂著作，这对于湖北文献来说，其损失又岂可以些微概之！按照《荆楚文库》立足湖北，胸怀大楚，追源溯流的方针，收入在先秦楚时对于地方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先贤文献，并努力反映湖北地方文献与先秦楚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源流关系，在秦代之后，收入仅籍贯或出生地之一为鄂地，或虽为外籍但旅鄂寓鄂杰出人士的典范著作，应该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失误，使得将来成书的《荆楚文库》更能反映海纳百川的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真实面貌。

 

[1]《史记·楚世家》。

[2]《诗经·商颂·殷武》。

[3]《史记·楚世家》。

[4]《史记·楚世家》。

[5]《史记·楚世家》。

[6]《左传·文公十六年》。

[7]《战国策·楚策一》。

[8]《尚书·吕刑》。

[9]《礼记·表记》。

[10]《尚书·西伯戡黎》。

[11]《诗经·大雅·文王》。

[12]《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13]《尚书·梓材》：“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14]《诗经·大雅·假乐》。

[15]《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颛顼高辛氏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16]《国语·楚语下》。

[1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18]见《国语·楚语》。

[19]《左传·襄公十三年》。

[20]见何浩《楚国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版。

[21]《孔子家语·好生篇》。

[22]《左传·宣公十二年》。

[23]《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

[24]按随与曾一国两名，曾国即随国。

[25]《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国灭陈置县，楚庄王云：“诸侯、县公皆庆寡人。”

[26]《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27]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28]卡尔·雅斯贝斯《智慧之路》，柯锦华等译，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68-70页。

[29]汉·刘向《说苑·至公》：“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30]《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31]《史记·楚世家》：“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

[32]《史记·项羽本纪》：“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

[33]《史记·陈涉世家》：“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34]《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乃尊怀王为义帝。”

[35]《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36]《荆楚文库专刊》，湖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2236/SG号，2014年第一期，第16页。

[3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一卷，123页。

[3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9]《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0]《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六。

[41]杨义：《<庄子>还原》，见《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20日。

[42]《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43]见《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及《文物》1995年12期。

[4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45]《四库全书》本《鬼谷子·序》。

[46]见《史记·苏秦张仪列传》司马贞索引。

[47]《汉书·艺文志》。

[48]《庄子·盗跖》。

[49]《旧唐书·段文昌传》：段成式之父“段文昌，……西河人，……文昌家于荆州”。

[5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51]《韩非子·和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