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铸铜，抟风致远

——《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部分书目的思考、设想与操作

蔡夏初

（《荆楚文库》编辑部编审，湖北教育出版社编审）

 

《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是笔者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重大挑战之一。世人皆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概括楚人之精神，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虽不能说是空无依傍，但可借力之处不多，基本上是通过资料普查而做成此目，胼手胝足，挦撦獭祭无虚日，或许也可算是荆楚精神在书目编制上的践行。编制中，笔者边工作，边学习，边思考，间有心得，在此谨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民国部分选目的有关情况作一汇报。

一、《荆楚文库·文献编》书目编制的思考

《荆楚文库》是一项落实“五个湖北”建设，对荆楚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凝聚荆楚学人智慧、促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大型文化出版工程。其编纂出版主旨是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

如果说编纂方案是战略层面上的规划，那么书目制订就是战略落地和实施的路径规划。《荆楚文库》书目的制订是实现文库编纂主旨的第一步，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书目质量的高低，决定着《荆楚文库》项目的成败或者所能达到的高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像战略思路决定企业出路，制定书目的思路也决定着书目的面貌，只有理清思路，抓住重点，我们才能做到重点突出，纲举目张，详略有致，章法井然。那么我们在确定思路，制订书目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首先，要明确纸介质文库和数字化文库的关系，明确现在编制的书目仅是纸介质文库的书目，不包含数字化文库在内。纸介质文库与数字化文库是两个既互相关联，又有明确的功能上的分工的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荆楚文库》出版工程。纸介质文库内容是数字化文库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化文库在内容上是前者的扩展和补充，未选入纸介质文库的文献不一定会落选数字化文库，因为篇幅过小（如郑远谋有一定文化地位，但只有只篇零卷存世），或者受开本限制不适于用纸介质出版而未能列入书目的文献（如晚清以来的报纸），一般都会在数字化文库得到体现。纸介质文库和数字化文库将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借力，互为依傍。这是编纂方案已经明确规定了的，是书目编制的基础。书目的编制必须谨守分际，努力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其次，要明确编辑部编制的书目的性质。编辑部编制的书目是《荆楚文库》编纂方案的具体化，它用一个个的选题来落实编纂方案的种种设想，是一份选题目录，是一份供进行论证和安排出版用的规划。它虽然袭用了书目之名，套用了书目的形式，具有某些书目的功能，如涉及图书的名称、著者、出版、内容、收藏等，意图“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1]，却不完全等同于目录学意义上的书目。文献目录学意义上的“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2]而《荆楚文库》的书目中列入的多是待出之书，即便是成书也将加以增订，而非重印。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致目录学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性和完备性，这种书目只可能在《荆楚文库》出版完成后，在回头总结的基础上，利用《荆楚文库》的研发成果编纂而成。现阶段任何过高或过低的要求，都只会影响文库书目制订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三，书目的制定要服务于《荆楚文库》的编纂方案，服务于后期的编纂出版工作。一份好的书目，必须能充分体现文库的编纂出版主旨；一份好的书目，既是编纂方案的具体化，又能补苴罅漏，匡其不逮，铺张扬厉，张皇幽眇，使方案更完善，更丰满。一份好的书目，作为编纂工作的第一步，也是编纂工作将要遵循的指南，虽然不能要求书目的编制者为后来的编纂者扫清道路，但是一份理想的书目应该如地质勘探者为后期的开采指明储量和开采价值一般，尽可能给下一步到来的编纂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利项目的顺利推进。汉初群臣争功，汉高祖刘邦以狩猎作譬，遂有“功人”“功犬”之论。^[3]用萧何和群臣来比拟书目的制定和后期的编纂虽然不伦，但作为书目的编制者自应有“发踪指示”的“功人”意识。

第四，书目的制定必须全力突出荆楚文化的特色，突出《荆楚文库》的特色。荆楚文化是荆楚大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化南北两大板块中，荆楚是南方的文化中心，荆楚文化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龙凤呈祥，成就了今日声名远播、无远弗届的中华文化。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中地位显要，是全省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打造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母体和源泉，绝对不能丢。丢了，就是对不起先贤祖宗，就是历史的罪人。”^[4]今日的湖北地区作为楚国的腹地，八百年的楚文化给湖北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湖北文化是楚文化的主要承接者，楚文化的滋润和遗存是湖北文化迥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昨日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创作，高山仰止，霑溉宇内；今朝湖北的楚学研究又异军突起。《荆楚文库》作为湖北文化的集中展现，必须肩负起楚文化的发掘、整理、保存和传播的责任，责无旁贷，不容轻忽。书目的制定必须在“楚”字上下功夫，做足“楚”文章。

第五，正确处理楚国文献与湖北文献的关系，既要勇于担当，又要不越俎代庖，预人家事。重点在划定楚国文献和湖北文献的畛界，厘清楚之为楚之前的史前文献与楚国文献的畛界。历史上楚国的疆域远大于今天的湖北省域，大楚地逾千里，小楚时越千年。唐人有诗道：“山从建业千峰出，江至浔阳九派分。”^[5]一花五叶，传承有自。借用西周宗法作譬，小楚是大楚的血胤，是宗子，但不是孤孽独子。西周宗法：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即祧。今日的豫湘赣苏皖浙沪等省市虽曾同在大楚疆域之内，于今日的湖北却是服尽之族人。《荆楚文库·文献编》中湖北文献的收录范围，原则上应只包括今天湖北辖境内和今天虽不在湖北辖境内但历史上属于湖北行政管辖的地区，从史前到建国前的鄂人著述、湖北史料和历代考析、研讨湖北的著述；楚国文献只收楚人著述、楚国史料和历代考析、研讨楚国的楚学著述。今天虽不在湖北辖境内但历史上属于湖北行政管辖的地区，则仅收其属鄂期间的文献。

第六，正确处理湖北文化与湖北乡邦文献的关系。湖北文化与湖北乡邦文献是两个不完全重合的概念。乡土文化有较浓的属地色彩，是某一个时间点某一特定地域上全体居民参与的活动，其参与者包括一切或长或短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士，既包括本省籍人士、长期客居的非本省籍人士，也包括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参与过本省文化建设的过客。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文献，都较之乡邦文献来得复杂；乡邦文献注重血统，一般是指本籍人士的著述和非本籍人士对本地的研究著述，间或收录长期流寓本地的客籍人士在本地创作的著作。乡邦文献反映的是乡土文化和乡土人文两个方面，其中乡邦文献所反映的乡土文化较之乡土文化本身要窄，它剔除了对乡土文化建设有过贡献的匆匆过客，而其所反映的乡土人文则可能较乡土文化本身要宽，它既收录客居他乡的游子的著述，也收录游二代游三代们，即所谓祖籍湖北者的著述。

第七，正确处理本籍与流寓人士的关系、著者跟校印者的关系、著者跟辑者的关系、主持者与独纂者的关系，以及全书弃收与不弃书中的序跋题识书信的关系。《荆楚文库》是乡邦文献的整理出版，不是乡土文化资料汇编。二者之间是一个有重合，又不全等的关系，已如上述。原则上文库不应收列由本籍人士辑录校刊且内容不以荆楚为著述对象的非本籍人士著述，不应夺原作者之版权转赠与校印者、辑录者，不论后二者此举有多大的文化贡献，都不能以著者视之。如柯逢时校刊有《武昌医学馆丛书》（含汉张机撰《伤寒论》、宋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宋寇宗奭撰《本草衍义》、宋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宋钱闻礼撰《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宋郭雍撰《伤寒补亡论》和元曾世荣撰《活幼心书》等），甘鹏云等刻有《质学丛书》，这两套丛书都各有特色，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都不宜视为柯、甘二氏著作列入民国部分书目。否则，明代的汲古阁刻书超过600种，毛晋父子精心组织，甚至手自校勘，不少宋版元版著作赖以续命，是否要把这些书都归入毛晋父子的著述中？其间道理，不言自明。大型著作、资料类文献编纂的主持者与独纂者也要区别对待，此类著述可以视为独纂者的个人著述，而不宜作为主持者的个人著述收录，试想如果有人将《四库全书》算作乾隆爷的个人著述、《四部丛刊》算作张元济的个人著述，天下必汹汹然群起而攻之。对于流寓人士著述的收录应慎重，远宽近严，时代越早的应该越放宽，比如楚国存续期间，有不少的客卿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建有事功，也有重要的著述留传至今，成为今日湖北文化的诸多来源之一。如卫人吴起助楚悼王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6]且身死楚宫而有兵法著作传世。再如赵人荀子受春申君之邀为兰陵令，春申君为李园所害后，荀子罢兰陵县令，而仍家于兰陵，设帐授徒，“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7]吴起死于楚，荀子不仅老死于楚，而且在楚著述。^[8]如此客卿，其著述自当视为楚国文献的一部分。秦汉以降许多流寓湖北的文化名人、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为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酌予收录，本是《荆楚文库》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宜见猎心喜，放宽标准，尤其是一些归老故里（或归葬）的流寓人士，如任过崇文书局经理的浙江金华人胡凤丹、在汉开报馆开诗社的贵州人宦应清等，似应以客籍人士对待为宜。我们要认真对待客籍人士，也要切实留意客居他乡的游子著作的收录。古语说：“惟楚有才，晋实用之。”岂止晋，各地皆有荆楚的杰出人士游宦。如秦国名臣百里奚，吴国名臣伍子胥，越国名臣文种、范蠡都来自楚国。助秦始皇混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李斯也是楚人。

第八，谨慎对待争议人物的收录工作。所谓争议人物，不是指对其评价悬殊牴牾，而是指籍贯无定论的人物。比如庄子，湖北的楚史界大多倾向于认为庄子为楚人，如张正明的《庄周的乡贯和道统》、蔡靖泉的《楚人庄周说》，或认为庄子“生于宋而游于楚，既可以算作宋人，也可以算作楚人”。^[9]据方勇著《庄子学史》所述，楚人说肇始于北宋乐史：“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10]此后代不乏其人。如南宋朱熹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然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如说‘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11]又如张耒谓“楚人有庄周者，多言而善辩”，^[12]罗原谓“宋玉、庄周，皆楚人”^[13]，舒岳祥谓“庄周，楚人”，^[14]周琦谓“庄子，楚人也”，^[15]林尧俞谓“庄，楚人也”^[16]，归有光谓“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传，荀卿之论，屈子之骚，庄周之篇，皆楚人也”，^[17]王夫之谓“庄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远害退隐已耳”，^[18]董思凝谓“庄子，楚人也，尝为蒙漆园吏”，^[19]晚清张佩纶说：“庄子心乎楚者也。其居壕濮，则楚地也；其称老聃、老莱子，则楚之先贤也；其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觞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者，述庄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其言肩吾问孙叔敖三令尹不荣华，三去之无忧色者，称先大夫之贤，以傲有位也；其言昭王失国，屠羊说从，反国说不受赏者，磋怀王之世上不任贤、下多窃禄也；其言孔子之楚见痀偻丈人，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者，以圣人来游，荣其乡里，且纪楚之多隐君子也；其言子贡南游楚，反至晋，见一丈人抱瓮而灌者，喻己之由楚游梁而慨世之多机心也；其言孔子之楚，接舆歌凤者，悲圣人之道不行，且自喻也；其言叶公使齐，孔子告以无传溢言者，惜怀王之轻绝齐，而勇士宋遗不善将使命也；其言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者，以戎伐凡伯于楚丘，喻怀王之入秦见留也；其言楚王之为人，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者，伤屈原之蔽障于谗也。……《通志·氏族略》：‘庄，楚庄之后，楚有大儒曰庄周。’语虽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宗以为喻欤？威王之季从解相庸，殆非能好贤者，故周知几远引；怀政不纲，辟而之宋，以楚人而隐宋地。”^[20]上世纪初，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自注中说：“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也。”当代学者中也不乏指庄子为楚人的，如菲铭撰《庄周故里辨》^[21]、《再论庄周故里》^[22]，常征撰《也谈庄周故里》，^[23]钱耕森撰《庄子故里蒙城说考辨》，^[24]孙以楷撰《庄子楚人考》^[25]等。算得上是聚讼纷纭。《荆楚文库》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那么如何处置争议人物，笔者以为可以设立如下几个标准：一、争议由来有自，非出于晚近。二、学界虽有倾向性意见，但仍争论不已。三、与本地文化有较大关联。具备此三者，可以暂且收入，以待研究的深入，证据的发现。

第九，借鉴利用与开山采铜并举。古人称借用为伐材，自得为伐山，语本宋人王铚。王铚在论骈文取材时说：“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则披山开荒，自我取之。”^[26]借鉴利用现有成果，顺势而为，不失为事半功倍的妙用。有道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27]“翼乎如鸿毛之遇顺风”。^[28]宗悫有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29]足见借势之重要。然而世间无有风向随人意的溪风，任何著作都有其局限性。清代举一国之力修《四库全书》，饱学之士云集，终受制于执事者之怠政，钞胥之蒙混，遗祸之烈，世所稔知。此是集体著书。个人著书亦难免不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川僧发愿朝南海，可至；倘川僧当年发愿登月宫，知其必不能至。形格势禁，有非人力所能为。即令“四美具，二难并”，诸事齐备，恐亦不免“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之忧。单纯的借鉴虽可蒙其利，亦不免承其弊。《清史稿艺文志》一面世即饱受学人訾议，究其原因，实因吴士鉴（字絅斋）盲从所采信的各种书目而成长编，而章钰（字式之）又深信吴氏长编，仅就吴氏长编作些技术性的处理而不能补苴罅漏，教训惨痛。所以孙中山先生有“愿乘风破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一说。伟人哲言，允执其中。清人顾亭林的开山采铜之论，早已为世人熟知，所语犹是见闻之广博、工力之深浅。他在与友人书中写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30]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则直揭末流之弊，他在《致柳翼谋书》中慨叹：“平日所以著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论，则学古者可得津梁。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31]先贤言之谆谆，岂可听之藐藐。孔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32]愿持以自励。

第十，站在巨人肩上与访书见书的关系。读书不可不由门径，治学不可不有名师。清代王鸣盛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33]清代学者江藩称：“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34]清末张之洞为指导人们读书，特地编就《书目答问》，其“略例”特意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有言：“良以一代典藏之盛及著述之富，公私目录，咸有甄录，有此依傍，则事半功倍，易于集事。”此皆古来成法，为金针度人的读书治学三昧。然而凡事皆有两面，阳海清先生更直言“世上难有十全十美的书目，这是书目所含知识信息的无限性与编目员闻见的局限性之间产生的矛盾所决定的。”^[35]所以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不然，郢书燕说，尚为意外之喜；三人成虎，才是无妄之灾。《荆楚文库·文献编》所收之书多为湖北地方文献，古人或今人写有提要，有过评价者有，但是没有评价或定论者更多，需要我们多方搜集资料，甚至阅读原著来确定其入选与否，万不可从心所欲，向壁虚构，为无根之游谈。即使书目登载无误，但是由于古人分卷的过于随意，同为一卷，或仅数纸，或多至数十页。有些辑佚之书，名为一卷，实只数则，甚至只有一两行。对于我们设计选题，规划出版都会带来诸多不便。比如民国大幕饶汉祥，此人号称“骈文入神”，^[36]作品风行一时，时人奉为楷模，甚至被选入《开明国文读本》，遗作据《湖北省志·人物》，“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诗集》16卷、《珀玕词集》1卷。另《黄陂文存》8卷”。一共33卷，颇能给人以鸿篇巨制之感。经查，饶氏著作建国前虽曾经其兄弟整理，由上海启智书局承印，但因战乱未能出版。迟至1998年方由其后人自费出版了《珀玕诗文集》，篇幅亦不过区区二百来面。编制书目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切不可躺在巨人的怀里。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但又不依人作计，自我设限，尽可能多的访书见书，才是冲破迷雾的有效途径。王绍曾先生在阐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著录原则时，分析了目验的两面，他说“或以为不经目验，即行入录，不但易滋舛讹，且将良窳不分，滥收堪虞。此言诚是。然以天下之大，著述之浩如烟海，一一目验，势所难能。……若以一二人编纂艺文经籍，必欲穷究本末，自为取舍，势必徒劳无功，欲益反损。”^[37]不过此处所谈与《荆楚文库》的书目编制不同，《荆楚文库》书目的编制不是要纪一代典藏之盛及著述之富，而是指导后期的编纂出版，见书可以帮助判定所拟选目是否具操作性。前期多付出一份汗水，后期就会少一份困扰。

第十一，正确处理整理旧籍与新编集子的关系。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岁月的侵蚀、书厄的摧残，旧有集子的归于无集子传世，文化大家赖他人著作得以保留部分作品的代不乏其人，所谓有幸有不幸。比如吴起，《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吴起》48篇，而现存的《吴子兵法》仅有6篇；李斯为一代名相，文才与治才同伟，其作品流传于世者，不过《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及碑铭七通；王葆心修《罗田县志》，苦心孤诣，勉卒其业，不意成稿为日寇所焚，只有少量初稿存世，令人想象其仿佛；安陆人张思叡撰有《墨林丛话》，战乱中所托非人，致有覆瓿之灾，仅有残卷存世。加之近代以来，报刊勃兴，文士才人所作时论政论、文学作品，每日见诸报端。许多闻人，作品虽夥，却素无集子行世，或传世集子不能包括其各个时期的作品，如陈墨香、裕勋龄（《湖北省志·人物》称其祖辈驻防荆州，因落籍江陵），这也是乡邦文献中亟待整理的一块。择其中杰出之士的作品，结集出版，不但有功于旧鬼，也有功于乡邦。《荆楚文库》是对湖北旧有文献的整理，不只是对旧籍的整理，更不是旧籍重刊。这应该也是文库书目与传统书目在处理方式上的截然不同之处。兴灭继绝，搜罗佚文，重新结集出版，也应是编纂出版《荆楚文库》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十二，正确处理著者的思想与政治观点的违碍问题。《荆楚文库》是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献的整理，我们无法强古人以今天的思维。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桃红李白，环肥燕瘦，方显世界之丰富多样。我们应该历史地对待这些历史的遗存，以极大的包容度来包容，察其所长，弃瑕录用。但是那些纯粹是应景的政治宣传文字，或者谩骂性的，在不影响文库整体架构的前提下应该酌加汰削。

第十三，正确处理穷搜博采与不漏吞舟的关系。《荆楚文库》是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献的整理，我们占有的资料应该是越多越好，理想的状况是搜集全部的荆楚文献汇于一处，然后再对各个个体进行研究评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有这种书目才能做到少尤寡咎。只是受制于主客观的种种制约，事实上从未有一个大型的项目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穷尽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之境。《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主编、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朱祖延先生在论及《中华大典》的资料收集时说过：穷尽是我们的追求，不漏吞舟之鱼是我们的最低目标。《荆楚文库》跟《中华大典》虽有不同，但二者都是文献的整理，都是大型的资料汇编。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朱先生的这一论断，对于文库的资料收集工作，应该说也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第十四，建立切实可行的取舍标准。古语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38]“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39]说的都是标准的重要性。《荆楚文库》在选用文献时，应坚持以文献所具有的“四性”（历史性、学术性、经典性、代表性）或“三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为是否入选的标准，杜绝空无依傍的高下随心之举，以免贻人口实，徒滋物议。《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殷鉴不远。

第十五，在设计选题的同时，还应考虑入选文献的出版。比如一些文史名著、文学名篇，内容可取，但篇幅不但难以自成一书，甚至难以两三种合刊的文献的处理。传世文献中的部分文献，或本身份量不大，或因时代久远散佚，或因不测变故导致作品损毁，以至今日仅有残本零卷传世。此类文献，在湖北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如何安排出版，在制订书目时也应一并考虑，立有预案。正所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40]

二、民国部分选目设计的挑战与应对

民国部分是《荆楚文库·文献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在荆楚文化中承前启后，地位极其重要。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如果质量过硬，无疑将令整体增色，否则，凤尾变鸹尾，必然会拖累全书。民国部分书目作为文献编书目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书目的编制存有一些共性的问题，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已如上述。但是，因为民国时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特点。那么民国时期的特点在哪，民国部分书目编制所面对的又是一个怎样的客观条件呢？

第一，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民国时期上承晚清，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清代本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鼎盛时期，清儒勤于撰述，鸿编巨制，不可胜数。晚清时期由于列强的入侵，西学的东进（此时的西学传入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渐入渗透，已是如决堤般涌入），学术已经十分繁荣。入民国后，更由于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异常活跃，新旧思想剧烈冲撞，社会动荡，时局变迁，传统文化光芒犹在，新文化运动又异军突起，产生了许多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论思想之解放，学术之活跃，不在春秋战国之下；论文学之灿烂，著述之丰富，即使盛唐两宋当前，亦不遑多让。湖北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地处中西文化冲击和交融的中心，又是近代以来许多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发生地、发源地，地灵人杰，著述众多。加上民国时期去今未远，大量的文献得以存留至今。存世的文献众多，一方面为民国时期湖北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书目遴选的难度。

第二，民国时期的人物极其复杂。民国人物或由清入民国，或有幸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有大名者或许有较多的履历资料存世，屈沈下僚者甚至连生卒年都无从考稽。老成者，中年以后才有著述问世；早慧者，冲龄之年已声誉鹊起，弱冠之年即有文集问世。资料少者，让人如犬啃月，无从下口，如郑远谋之身世；资料多者，有时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让人无所适从，如汤用彬之生年。只能作个案进行处置，很难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批处理办法。

第三，民国时期的著述情况复杂，争议不少。民国时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前有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后有两个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对决，其间还有日寇入侵搅局。神州板荡，四海鼎沸。端居象牙塔内的学者，或许能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41]投身政界的诸公，出没于滚滚红尘之中，飘茵入溷，俯仰由人，或有命题之作，偏颇之论，生前名反为身后累。因人废言，因言废人，恐亦不免。其次，民国年间，虽说西学的传入已如洪水猛兽，势不可挡，但由于交通的不便，山水的阻隔，加之版权意识的薄弱，名利交迫，学人中攘取他人创意为己有者有之，袭取洋人的著作而径署己名者有之，甚至转相稗贩，反客为主者亦有之。近年时有揭诸报端，学问如梁任公，亦不免有蹈袭之嫌。加上近世研究者率尔操觚，立论不谨，遂致指鹿为马，李代桃僵，如《中国教育史》的作者沔阳陈青之，或指为浙江杭县人。种种困扰，不一而足。

第四，民国时期的历史欠缺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虽然不是一块无人涉足的处女地，却是一处开垦较少，也远远不够的生荒。如前所述，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国内对民国历史的研究长期处于冷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都十分的不够。整体如此，作为一隅的民国湖北历史自不能例外。不但通史研究不够，专门史的研究也很不够，没有学术史编年，没有学人年表，没有系统全面的文献目录，甚至没有一本能全部登录民国年间全国出版图书的著作，更别提大量手稿的著录。许多事情，要么全然不晓，要么在疑似之间，有待有志者去研究、爬梳、整理，去填补空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研究民国湖北史的著作，除了《湖北通史》、《武汉通史》外，专门史的著作仅有《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湖北文学通史》、《鄂东当代名人录》、《鄂东著作人物荟萃》、《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1866-1911）》、《湖北地方古文献研究》等一二十种。宋人杨万里有诗，“点铁成金未是灵，若教无铁也难成。”^[42]“无铁可点”这一残酷的现实注定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不可能有捷径可走，艰困的资料普查将耗去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第五，民国时期著述未能如传世古籍一般得到重视和传播。古籍的著录在中国算得上是显学，编制书目者众多，建国后也一再斥资编目，先后出版了《中国古籍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学著作。而民国年间的著作由于去今未远，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部分成书或传抄刻印于民国时期，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者（如丛书、方志、族谱等）”，^[43]因为收书下限延伸，得以侧身古籍目录中。其他民国时期的著述既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也不曾得到所在藏书单位的重视，尚未加以清理和编目，大多捆载于重门之内，堆积于层灰之下。访书和见书的难度可以想见。目前已知的民国书目大概只有三种：一为民国年间生活书店编制的《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一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一为《民国时期总书目》。另有两种书目涉及民国版古籍类图书较多，即《贩书偶记》和《现存湖北著作总录》。《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系征集各社发行书目编制，此书尚可寻得；《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据编者刘洪权介绍可“补充《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资料之不足”，尚无缘得见；相对较为完整的民国图书书目为《民国时期总书目》，但也只是国图和上海、重庆三家的馆藏，这三家只是民国图书的收藏大户，不能囊括全部，遗漏可以想见。比如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就只收了前者而未收后者。而据《武汉市志·科学》，此二书是同年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出版。所幸从去年开始，国家开始重视民国出版物的保护，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清库摸底，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图书重见天日，惊艳可期。但愿这一进程能加速推进，早日成功，能为《荆楚文库》所用，不然，一旦文库出版的尘埃落定，能不徒呼奈何，引以为憾？！

此外，民国人物的著作遗存中还有大量的未刊稿尚缺乏系统的整理著录，湮没无闻。其中既有文有定评、官高位显者之作，如饶汉祥、范熙壬等人的文集；也有急需专家学者为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作品。有些溷迹塾师之列，求升斗以活命的山林隐逸，乡里寒畯，虽名不见经传，其书则未必不可传。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称：“近见日照丁竹筠以此所著《毛诗正韵》五卷，条理极精，远在宁人、先簏之上。其人年六十余，教授里巷，岁只三十千文。仆以其付印无资，为作序一首。望先登‘绍介遗书’门中，以后或有人助之刻版。此方学者今已寂寥，有此一介，而乡邑不知其名，致以蒙训糊口，然后知贤士湮没者多。”^[44]顾炎武字宁人，苗夔字先簏，二人皆为清代古音韵学大师，皆著有《诗经》音韵方面的著作，塾师丁以此所作乃在二人之上。如此之类怀才不遇者，肯定不会只有山东丁氏一人，也肯定不会绝迹于楚地，实难以其人无足轻重而弃之。但是这些著述的整理著录不够，公藏部分已有一些整理成果，如《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不见于公藏的其他存世手稿则少有人问津，所存几何，藏于何处，俱无确论。有佳子孙者，或有出版面世之日；家道中落者，不免深扃固钥，或竟鼠啮虫穿，灭失无日。知，不易；见，更难。

上述种种，都制约着书目的编制。

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收什么；二、到哪去收；三、怎么收。清代文士李渔在《闲情偶记》一书中曾列出七个细目，来论述传奇的结构，即“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仅就其字面而言，除了“戒讽刺”，其余六者均可用来指导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换句话说，就是理清思路，突出特色，深入细致，有取有舍，有理有据，绝不盲从。前人誉人以“选家之眼力，注家之功力，史家之魄力”，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必须先行厘清概念，建立原则，树好标准，设计好路径。

第一，理清民国人物和民国著述各自的意涵。所谓民国时期，通常是指清帝逊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前后约三十八年。民国人物是指生活于民国时期的人物，凡在这一时期生活过的人物，均为民国人物。这些人物有的是由清入民国，有的是出生于民国年间，不幸又于民国年间去世，有的则1949年后依然健在。由前清入民国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三朝元老”，亦不在少数，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能有著述问世。而民国著述仅指民国人物和机构在民国年间创作的一切公私作品，民国元年前的属清，民国三十八年后的属于新中国。

第二，理清民国著述与《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部分的联系与区别。所谓民国文献与民国著述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循其名则异，责其实则同。这也是《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部分弃用民国文献一词的一个主要原因。《荆楚文库·文献编》的体例是以人系书，而非以书系人，同一人的所有著述都归于一个书名之下。同一编中，二人一书可以有，一人二书则于例不合。既然是以人系书，同一人的著述就有可能横跨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分属于清代文献和民国文献。民国部分选目的对象，包含了民国著述，而又不局限于民国著述，它在不同程度上逸出了民国著述的范围。不明此理，势必窒碍难行。

第三，依据目录学的通行做法确定著者所处的时代。著名目录学家阳海清先生在与编辑部成员交流时，曾开示：在确定著者之时代上，历来是一个棘手问题：一是所谓“遗民”之时代难定；二是卒年难考；三是“主要活动期”与卒年产生不协调；四是历代书目著录有歧异。目前，目录学界大体趋于一致的做法是：客观著录；以生年排次序，以卒年定时代。阳先生是我省著名的目录学家，“最为老师”。^[45]目录学界的做法，也是国内史学界的通行做法。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遵循的正是这一原则。只是不少事主卒年难考，尤其是民国部分上涉前清，下接1949年后，人物缠夹不清。某些人物，仅据其出身可能属于清人，若细查资料，据其交游、著作中的自序和他序，则可知其为民国人物。此种情形，倘能假以时日，费些功夫，应有明白的一天。但限于个人学力和资料不足，有时纵然绞尽脑汁，依然是妾身未明，只能留待学者们在编纂阶段来研究解决。

第四，准确判定成书或成稿的时间，力争做到不漏不阑，不自乱体例。不漏不阑是对《荆楚文库·文献编》的总体要求，但是民国部分面临的压力最大，民国部分最易出现漏收与阑入。^[46]原因除了前述的资料不足徵之外，民国时期所处的独特历史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民国时期上接前清，要弄清由清入民国作者的时代，防止与清代部分争文献争作者，同时又要小心人云亦云，将民国人物断为清人而失收，此在后面言公私书目的利用时将要论及，此不赘述；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弄清跨越1949年的人物的时代与作品，既要防止误收建国后的文献，又要防止失收民国文献。如果文献足徵，加上认真细致的工作，这一目标还是可能达到。一旦作者生卒年失考，或者文献不足徵，失误就很难避免。民国时期的很多人物在1949年后仍然健在，他们或生活于大陆，或生活于台湾、香港和澳门，或侨居国外。南渡北归，壁垒分明，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们中的不少人在1949年后仍然有著述问世，宝刀不老，如熊十力、曹禺、张国淦、李济、冯汉骥、汤用彤、冯承钧、刘赜、徐英、喻血轮等。有的更是呈井喷之势，声名鹊起，如日中天，名气反超过民国时期的故我，如王元化、陈荒煤、聂绀弩、殷海光、徐复观、程发轫等。这些人物都是湖北这块热土上走出的杰出之士，钟江汉之灵气，禀荆楚之精华，大块文章，笔下风雷，足为故里增光，其著作理应择优录入。但《荆楚文库》篇幅有限，体例已定，无规矩难成方圆，必须具体人士具体分析，具体作品具体对待，至于部分人士和著作已经逸出文库的收书范围，只能割爱。如徐复观、殷海光均为学界闻人，影响很大，但是据何卓恩《徐复观：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所言：“1949年《学原》杂志停刊，（徐复观）又求助于蒋介石，在香港创办了学政兼论的《民主评论》半月刊。徐复观‘自此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由政论而学术，开辟了进入大学教书，并专心从事研究、著作的三十年的新的人生途径’。（徐复观《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P167之《末光碎影》）”台湾学生书局版《徐复观学术文集》书后所附黎汉基著《徐复观先生出版著作系年表》开列了徐氏已出的主要著作，亦可证徐复观的著作基本上出版于1949年以后，已经逸出文库收书的范围之外。殷海光除少量创作发表于1949年之前（主要是针对中共的政论性文章和册子），其他著作基本上出版于迁台之后。民国部分书目可暂列《殷海光集》，以待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而只能割爱《徐复观集》。又如程发轫，民国时期即为学界和政界人物，又是史地及《春秋》研究方面的名家，但据其学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刘正浩所作《程师旨云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其学术著作多成于1949年后，只得暂时割舍。

第五，充分认知民国部分只是《荆楚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有区隔，又有关联，自觉在文库这个大题目下处理好民国部分所涉及的人物和文献。民国部分的不少著述都跟民国以前的文献有关，部分文献系因前人或前人著作而作，比如某书的校勘、注疏、评点，某人的年谱、小传，等等，这些著述通常都必须附原书或传主谱主之书而行。此其一。其次，民国部分作为文献编的一部分，与《荆楚文库》的另外两编——研究编、方志编，也是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体。要互留地步，互相补台，求得相得益彰。

第六，慎用公私书目资料。众所周知，目录是指导读书和治学的工具，一本好的书目能提供一本书的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出版年代等众多信息。各种公私书目是我们编制《荆楚文库·文献编》书目的重要参考依据和信息来源，但是各种书目都是为其自身的编纂目的服务的，不可能跟《荆楚文库》的要求完全契合，不仅如此，有些书目编制时过于相信旧目和各藏书机构的馆藏目录，以致谬误相仍。因此取舍之际，需要慎之又慎。首先要判断拟采信书目的公信力。要尽量选用由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编制的且有定评的书目，否则不免抱残守缺，以讹传讹，甚或多歧亡羊，置身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其次要熟悉拟采信书目的体例，了解其著录范围。这样才能了解其中有哪些内容可资利用，哪些内容还不在其中，明了其可用之处和不可遵用之处。如《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说明明示：“《中国古籍总目》以古代至民国初人撰著并经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历代汉文古籍为基本著录范围，部分成书或传抄刻印于民国时期，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者（如丛书、方志、族谱等），收书下限有所延伸。”其他著述包括未经“编纂并传抄刻印成书之甲骨、铭文、碑刻、竹简、木牍、帛书、燉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书劄、字画、鱼鳞册、宝钞、契约、诰命、文告等文献”则不予著录。又如《现存湖北著作总录》的编例揭示：“本目录为知见性版本书目，收录历代湖北籍人（含集体）以各种撰述方式、用古代汉语写成的书籍及历代记述湖北的典籍（单篇短什拟予另编）。”明言不收用白话文创作的作品，不收非鄂籍人士撰著的考析、研讨楚国和湖北的著述。证以文库的体例，则文库当收而上述二目不载的尚多。道理很简单，现存的各种公私书目都是在《荆楚文库》肇始之前已经底定，并非为文库量身定做，如果硬要断鹤续凫，削足适履，难免会有鉏铻之处。再比如著录清代文献的书目，以及部分清史类的著作，为保证文献和人物的完整性，往往把已入民国者视作清人，一并收录其民国年间的著述。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凡例称“清末民初人著作，成书虽在民国，亦酌予收录，以免割裂”，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凡例称“清亡后尚在世间而在清末有所活动或有创作者，其集皆在著录之列”，《清代人物传稿》亦收列周树谟、马君武等由清入民国诸人。使用时倘有不察，极易致误。第三要了解拟采用书目的优点和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现存湖北著作总录》应该说是目前最好的湖北乡邦文献书目，但阳海清先生仍坦言：“本书之不足有四：（1）尚有遗漏。‘总’有双声四义：念平声有‘缝合’意；念上声有‘聚束’、‘概括’、‘全面’意，名曰《总录》，四义皆取，唯‘全面’只能相对而言。本书之遗漏显而易见：①有一札线索卡片因本馆搬迁，无法查核，只好割舍；②某些书已见书目，但不知其著者为湖北籍人，未能采入；③部分清末民初著作不见揭示，无法采纳；④妇女、僧道著作不曾专意搜访；⑤出土文献，尚属空白。（2）对著者籍贯之认定，个别或有争议。（3）某些著录项目未及进一步辨析、考证。（4）或有录入不当者没有发现。”^[47]《现存湖北著作总录》有此遗憾，其他的公私书目自然也难免会有缺陷。只是此事知易行难，在公私书目的作者中如阳先生这般坦荡荡的君子不多，相当一部分书目的作者要么不自知，要么讳莫如深。第四要仔细辨别内容和文字，提防以讹传讹。世无无瑕之璧，焉有无误之书。古人言，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著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成于众手的由于水桶效应，不免物议，如《中国古籍总目·史部·方志类·地志之属》误标《襄阳四略》的作者吴庆焘为清人；名家独撰的，或因资料一时不就手，或为助手所误，有时也会出错。《清史稿艺文志》先经吴士鉴编成长编，再经章钰按四部分类，最后由朱师辙（字少滨）整理改编定稿，主事者都非泛泛之辈，然而书成之后，学界指责之声不绝于耳。1929年，目录学家范希曾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评〈清史稿艺文志〉》一文，称书中“小小疏误，触处皆是”。计有书名误、卷数误、撰人误者，有以明初人书误作清人书者，有以外国人书误作国人书者，有一书而重复著录者，有同书异名误为二书者，有诸书已散见各类复列书之总名者。更有重复著录至一再以上者。“凡此之类，不一而足。”王绍曾先生曾察其致误之由，指“章式之常年在津，仅据吴絅斋《长编》分类编纂，而絅斋《长编》，实系根据各书目而成，并未见诸目赌，故舛讹脱漏，在所不免。章式之虽谙目录，因未尝驻馆，将全馆之书，悉阅一过，遂亦未能增补脱漏，舛讹一仍其旧。其后朱少滨虽撰为《说帖》，重加董理，期以三五年竣工。终因馆长赵尔巽病笃，《清史稿》亟待梓印，《志稿》不得不草率交付，即书名卷数疑有错误者，亦未暇顾及。”^[48]正所谓求完人于世，百世而不得其一，求完书于世，或许百世亦不得其一，敢不谨慎从事。第五，要考察书目产生时的历史背景及书目成书后的社会变迁，尤其是1949年前编制的旧目。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之后，经历过三次大的社会动荡，一是日寇入侵，一是国共政争，再就是十年动乱，这几次动荡对于文献所带来的后果不只是文物播迁，典籍离散，大量文献在劫难逃，化灰化烟。昨日书目所载实有的藏书，今日或许已经易主，或许已经灭失。因此在条件许可时要尽可能的见书，眼见为实。

第七，善用史书志书。编制乡邦文献书目，首先要弄清乡邦人物，乡邦人物是我们编制书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史书既多通论，又多人物传记，可供了解人物生平与地位；志书往往因编纂上的诸多不足而为世人诟病，但是志书也是乡邦人物的渊薮，只有通过查检志书，循志书提供的线索去查检相关资料，才是建立文库书目的正确途径。不依靠志书，即使各类公私书目摆在眼前，也无法判断何人是荆楚俊彦，何人是流寓的客籍，何人是不相干的外人。遗憾的是，我省新志目前只编到2000年，2000年以后去世的鄂籍著者尚无一权威且集中的资料可以依据，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加上志书中少有祖籍湖北的人物，著作的登录也不是十分准确、完备。虽为捷径，却远称不上坦途。

第八，取精用宏，尽可能多的占有书目和志书之外的其他文献资料。师心自用，勇于自信，是编制《荆楚文库》书目的最大危害。资料不足，孤陋寡闻，极可能导致阑入和遗漏发生。如前所述，各种志书和书目都可能存在缺失，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在书目编制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比如乡邦文献书目往往只收本籍人士的著述，而不收非本籍人士考析、研讨本地的著述。又比如志书中对传主的生卒年的记载、著作的著录以及人物和作品的评价等常有失误，个别人物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其他证据的发现和资料的支撑。应该树立一切从文献出发，用资料说话的意识。所幸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资料的查找较之前人獭祭图籍，逐页检视，手自摘录已经方便太多。民国部分书目在编制中利用了大量的各种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参考和征引过的书目达530种以上。尽管如此，笔者在编制书目时仍时时为资料不就手而苦恼，信乎“书到用时方恨少”。

第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细针密线，步步为营。阳海清先生曾提到“今人不以功夫为学问”，虽为自谑之言，却也道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书目的编制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而不为人知的工作，好比鸭子划水，都是在人看不见处使力。民国部分书目已尽可能综核各种史料，对著者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实、校正和补充，比如对生卒年不详者，多方查检资料，尽量增补，如曾广源、金永森等人的生卒年；对资料颇多却互相冲突的著者，则排比史料，加以考证。如汤用彬等人的生年，张仲炘、黄福、陈墨香、江人度等人的卒年。只是知易行难，疏讹不免。

第十，以学者为师，借船出海，凭风致远。如前所述，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著述极丰。清人曾国藩曾慨叹：“书籍之浩浩，箸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49]曾氏号称古今完人，犹有此叹。笔者以驽劣之才，绵薄之力，从事于民国部分书目的编制，实有小马拉大车的窘迫。所幸湖北久为学府，积学多闻之士复多古道热肠，排难解惑，不遗余力，诚为可依靠的奥援。书目编制中曾数度走访相关专家，征求线索，听取意见，成果俱见于书目之中。心存感激，此不缕述。

三、民国部分书目的几点说明

民国部分书目收录生活于民国年间的著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著述，以及非鄂籍人士撰于民国年间的考析、研讨、记述楚国和湖北的著述。包括：鄂籍人士的著述，客籍、外省籍人士及职能部门著述，楚史楚辞研究名著，文徵诗徵，等等。鄂籍人士的著述大体上依著者生年为序排列，生年不详者，依其活动的时代或卒年暂置于一定的位置，生卒年俱不详者，暂置于本部分的末尾。报刊将纳入数学文库出版，此目暂不收列。

（一）书目来源

民国部分的书目，其来源主要有三：

1、从《现存湖北著作总录》等各类公私书目中提取的鄂籍人士的著述和非鄂籍人士考析、研讨、记述楚国和湖北的著述。

2、通过资料普查搜集到的相关著述。普查鄂籍人士的著述采用以志书为线索，爬梳书目，以境内外已出版的民国方面的丛书、工具书为佐证，拾遗补阙，纠正讹误。然后将普查所得的书目与《民国时期总书目》进行核对，以判断其是否出版过，尤其是用以确定一些1949年后仍然健在的学人的著述是否出版于民国期间。湖北民国史料类书目的普查则基本上依托于已出版的各种以民国史料为主的丛书等。

3、个别书目来自各社所报选题和专家建议。

（二）书目中书名的设计

1、民国部分的书目，鄂籍人士的著述以人为纲，同一人的著述收入以“全集”或“集”等命名的书目中。非鄂籍人士的入选著作则以书为纲，仍其旧名。

2、原有全集行世而此次不重新规划编次者，从其旧名，如贺良朴的《篑庐全集》、闻一多的《闻一多全集》等；本无全集行世，系此次整理结集出版者，即使选收已知的全部著述，亦不标作“全集”，只在著者名后加“集”，如曹廷杰集、王葆心集等。

3、种数较少，或仅收部分文献的，在著者名后加“集”收列。前者如卢靖集，后者如汤用彤集、张国淦集、陶希圣集、王亚南集等。

4、以文学作品著名的现当代作家，只收其建国前的作品，在著者名后加“文集”收列。如废名文集、丽尼文集等。

5、只收一种的，一般都沿用其原名，以存其旧。如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

（三）民国部分文献取舍的标准及参照

1、民国部分文献仅收生活于民国年间的著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著述，含出版物和未刊的手稿、档案资料等。

2、所选文献以鄂籍人士的著述为主，旅鄂人士的著述只收考析、研讨、记述湖北的，也酌收部分外省籍人士研究湖北的著述和反映民国时期湖北面貌、记录发生于湖北的重大事件的著述及史料。

3、收录文献限于哲学社会科学类的著述，不收自然科学、外语教学和翻译作品等著述，但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且采用传统著述方式者不受此限制，如中医。

4、以“全集”或“集”的形式列目的著者，所收著述一般不收其主持编纂的方志、类书等资料汇编、编辑的文献总集选集、书画作品、编选的带普及性的选本注本、价值不高的诗文小说评本及其他史料性、学术性、文学性不强的作品，但酌收独撰类史志；在本文库收列范围之内且具重大影响的乡邦文献总集选集，列入文徵诗徵类。著者汇刻校刻的历代或当代文献不作为个人著述收入；校刻本如校勘成就卓著，自撰校记具一定份量，酌收其自撰的校记部分，如自撰校记与他人校记混刻，则视其多寡和重要性，酌收全部校记或舍弃。

5、文献的取舍取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成就。对此三者的判断，主要参考《湖北通史》、《武汉通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湖北文学通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等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以及以《湖北省志》、《武汉市志》为主的各种省内新编方志对著者及其作品的相关评价。

 

以上为笔者在书目编制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工作汇报，乡人美芹，野老献曝，不值方家一笑。言虽无足轻重，却是出自一片至忱。还望略迹论心，恕其愚鲁，幸勿以干渎聒噪，而吝于赐教。至于行文之不规范，用词之不准确，肯定不免，岂敢逃责。

 

[1]张尔田《刘向校雔学纂微序》。

[2]《信息检索》。

[3]《史记•萧相国世家》。

[4]王生铁《弘扬优秀荆楚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湖北日报》2015年1月10日第6版《论丛》。

[5]皇甫冉《送李录事赴饶州》。

[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张正明《楚文化史》：“荀卿其人则生长并学成于北方，著书并终老于南方。”

[9]张正明《楚史》。

[10]《太平寰宇记》卷十二。

[11]《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12]《柯山集》卷三《刘壮舆是是堂歌》。

[13]《尔雅翼》卷十三。

[14]《阆风集》卷八《老椿》。

[15]《东溪日谈录》卷十二。

[16]《南华经荟解•序》。

[17]《震川集》卷二《五岳山人前集序》。

[18]《楚辞通释•九昭》。

[19]《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庄子解》附《湘西草堂本董思凝序》。

[20]《涧于集》文集卷上《庄子楚人考》。

[21]《历史研究》1979年10期。

[22]《庄子与中国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江淮论坛》1981年6期。

[24]《庄子与中国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5]《安徽史学》1996年1期。

[26]《四六话》卷上。

[27]《红楼梦》第七十回。

[28]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29]《宋书》卷七十六。

[30]《日知录集释•与友人书十》。

[31]《史地学报》第一卷第四期。

[32]《论语•子罕第九》。

[33]《十七史商榷》卷一。

[34]此据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修订本）第50页引。笔者所见各种目录类著作多称此段文字出自江藩《师郑堂集》，有些著作所列之参考文献中“江藩《师郑堂集》”亦赫然在目。然《江藩集》及各种传记资料均未曾言及江藩著有此集，《师郑堂集》乃清人孙同康之集。孙同康，字师郑。笔者能找到的最早征引此段文字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岭南大学图书馆丛书》之何多源编著《中文参考书指南》，见第135页，然仅标出处为《师郑堂集》，并未明言此集注者为江藩。后世作者或径行标作江藩著，不知何据。《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第一分册）第198页标出处作“江藩《师郑堂集》 无锡文苑阁1891年”，但据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孙同康有《师郑堂集》六卷，光绪十七年活字本，此年即1891年。《苏州民国艺文志》将此书录在孙雄名下，孙雄即孙同康，作“《师郑堂集》六卷，无锡文苑阁1891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存”。经查，国图确有是书，著录无误。另据《师郑堂集》书影，正标作“昭文孙同康撰”“无锡文苑阁排印“。手头无《师郑堂集》，无法核实，不知谁是，姑志于此，以广异闻。

[35]《现存湖北著作总录•后记》。

[36]《而已集•谈“激烈”》。

[37]《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

[38]《荀子•劝学》。

[39]《孟子•离娄上》。

[40]《礼记•中庸》。

[41]鲁迅《自嘲》。

[42]《诚斋集》卷三十六《荷池小立》。

[43]《中国古籍总目•编纂说明》。

[44]《国粹学报》己酉年第十三号。

[4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6]著名目录学家范希曾尝分析《清史稿·艺文志》中存在的脱漏，称“惟不应遗而竟遗者，斯为脱漏。康有为、杨守敬书，一无所载，脱漏也。王闿运、缪荃孙各载一书，亦脱漏也。一人所著，收其次要者，而最要者反遗去，如姚际恒收其《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目》，而未收其《诗经通论》，则尤属脱漏矣。“指出了漏收的几种情况，即：名家著作全部漏收；大家选入的著作过少；收入的著作不是足以反映著者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作。

[47]《现存湖北著作总录•后记》。

[48]《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

[49]《圣哲画像记》。